1919年3月，毛泽东离京回湖南，途中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并没有迈出国门。此时的他，得知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因外交失败的消息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遂向好友周世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巩固其革命热情，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热闹过后，还是会没有结果，因此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身为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深得众人信任的毛泽东被推举担任主编。
经过10多天的紧张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正式出版。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提高群众觉悟，推动爱国运动，《湘江评论》采用白话文体，文字通俗而富有激情。从呼吁北洋军阀释放因批判时局而被捕的陈独秀到号召妇女解放，从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到和军阀张敬尧叫板，内容囊括各个方面，热门话题更是从不缺席。除了犀利之外，文字中还带着许多对压迫者的愤怒，这种愤怒由心而生，通过毛泽东等人手中的笔传到了无数人的心里，所以当时的人给《湘江评论》起了一个外号，名为“湘江的怒吼”。
在创刊号的《本报启事》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号上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说得更加明确、具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其中有一期为增刊），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文章却引起了省内外的广泛注意。胡适曾评价：“《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胡适所说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足有9000多字，毛泽东在开篇的第一段就点明主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那么，应该如何将民众进行大联合呢？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先进行小联合”，每个阶级、每个行业的人都能组成自己的小联合，一起争取更好的待遇，让大家真正变成“人”，不再被践踏、被欺压，当大家的小联合组成之后，就可以组成一个“大联合”了。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慷慨激昂地写道：“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歌颂十月革命为内容，挥斥方遒，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它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从而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不仅行销湖南，还很快传播到武汉、广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地。首期出版当天，创刊号2000份全部售出，第二天又增印2000份，仍无法满足人民的求购需求，于是第二期直接改印5000份。很多外省的年轻人也纷纷写信求购，李大钊看后称赞说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郭亮、向警予、任弼时等大批进步青年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因为影响力巨大，《湘江评论》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恐慌，第五期《湘江评论》还没等到发行，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派人查封。
从创刊到封禁，《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一个月的时间，共出版四期加一期临时增刊。虽然其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刊期也非常少，但它却以其重大影响力在中国报刊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黄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