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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永远的小王子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小王子,他住在一个同他身子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需要一个朋友……”

这是圣-埃克苏佩里在那本最为我们熟知的《小王子》中的一句。这部只有三万多字的中篇童话,一经出版,便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关于小王子的故事,作者曾说:“我不希望人们漫不经心地看这本书。”

事实上,不仅是《小王子》,在作者的其他作品,如《风沙星辰》和《夜航》,甚至给家人的信件中,都有一种勾起你内心最温暖情感的力量。可以说,这些文字就是小王子在童话世界以外的探险。你会发现,每读几行,就有某个句子、某个故事或者某个细节落进你的心里,唤醒你曾经的记忆。不管你是一个多么粗枝大叶的人,阅读时都不会“漫不经心”。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哪怕你初次阅读,也会像你曾经读过一样;而你想真正读懂它,或许需要一辈子。

 

作者:是小王子,也是空军飞行员

 

在读本书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吧。

圣-埃克苏佩里全名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1900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费尔南曾做过法国南部洛泽尔省副省长。父亲让·德·圣-埃克苏佩里袭了爵位,33岁时迎娶同样贵族出身的玛丽·德·冯斯科隆布(母亲家世袭男爵爵位),两人育有五个孩子。安托万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1904年3月,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在里昂拉福德火车站突发脑溢血去世,安托万年仅4岁。

父亲去世后,母亲玛丽独自抚养五个孩子。1917年,安托万17岁时,15岁的弟弟弗朗索瓦因病去世。弟弟死前异常平静地对安托万说:“没办法,我就是快死了;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身体决定的。”弟弟还说:“你不要怕……我不难受,我不痛苦,你别忘记了,把这些写下来吧……”弟弟的死深刻影响了安托万对死亡的看法。在《小王子》中,小王子离开地球的时候也异常平静。小王子还这样谈论自己的死并且安慰飞行员:“这就像扔掉一张老树皮。那些老树皮,不值得伤心……”

圣-埃克苏佩里童年时期曾生活在里昂附近的圣莫里斯城堡,城堡里至少有八个仆人和管家。他长着一头金色的鬈发,在城堡里就像小王子一样得到全家人的宠爱。良好的家庭教养与文化熏陶,让全家人都极具文艺气质。安托万的两个姐姐后来都成了作家,母亲玛丽也出版过诗集和回忆录。

早在1912年,12岁的安托万就迷上了飞机,他在那个夏天经常骑自行车到离圣莫里斯不远的昂贝略贝利埃弗尔机场找人了解飞机飞行的原理,并写下了他的处女作,表达自己对飞机的痴迷—

 

机翼的颤动扰乱黑夜的呼吸/引擎的歌声摇晃沉睡的灵魂/太阳涂抹我们,用苍白的颜色

 

1921年4月,安托万应征入伍加入空军,但担任的是地勤工作。为了能驾驶飞机,他自掏两千法郎学会了飞机驾驶,如愿以偿地成为飞行员。1922年10月,安托万晋升少尉,调驻巴黎近郊布尔歇军事机场。在巴黎,安托万和同样出身贵族的女作家路易丝订了婚。1923年春天,安托万遭遇第一次飞机失事,在布尔歇机场摔得头骨破裂。康复后,路易丝家族极力反对他继续当飞行员,安托万不得不离开空军。随后,他在工厂担任生产监督员。1923年秋天,他与路易丝感情破裂,解除婚约。接下来,他加入苏勒卡车公司做销售代表,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1926年,安托万受拉德高埃尔航空公司的聘请,重返蓝天,执飞法国南部图卢兹和非洲达喀尔之间的邮政航线。1927年,安托万被任命为摩洛哥朱比角基地负责人,他和三名技术人员在这个背靠沙漠、面临大海的荒凉基地工作了一年多。1929年,安托万被派驻南美,开拓南美航线。1935年12月,安托万和机械师安德烈·普雷沃驾驶飞机参加巴黎-西贡航线竞赛,试图创造飞行速度纪录。在经过二十小时的飞行后,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坠毁。他和同伴在第四天被摩尔人发现并获救,奇迹般死里逃生。

1940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安托万流亡到美国。1943年4月,安托万要求加入盟军空军,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因为他年纪大,身体多处负伤,盟军多次拒绝他的要求。最后,安托万求见了美国驻地中海地区空军司令,才终于得到允许。安托万被分配到法国自由空军第三十三飞行大队第二中队侦察机组,执飞P-38闪电战斗机。此时,他的年龄已经超出前线飞行员平均年龄八岁之多,是年龄最大的空军飞行员。本来盟军只允许他执行五次飞行侦察任务,但在他的坚持下,任务一再加码。1944年7月31日,在执行第九次飞行侦察任务时,安托万离奇失踪,再也没有回到人间。

安托万失踪后,他的母亲和千万个读过《小王子》的读者一样,一直相信他还活着,只是像小王子一样飞往了B612号星球。他的母亲在诗中写道:

 

他追求光明/于是飞越天际/迎向星辰/天国的朝圣者/是否安抵上帝的灯塔?/啊,若果真如此/在我的黑纱之下/泪水或可稍止

 

其实,就在安托万执行侦察任务的前一天,德军击落了一架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闪电战斗机。从科西嘉岛的盟军基地肉眼可见飞机中弹后下坠的情形。这架飞机坠入了地中海,基地的无线电塔台听到了飞行员最后短促、凄厉的哀嚎。

但安托万没有退缩。第二天早上,他依然驾驶着P-38闪电战斗机从科西嘉岛起飞,前往法国南部执行时长四小时的侦察任务。然而,四个小时过去了,飞机迟迟未见返回,塔台也收不到安托万的任何讯息。下午两点半,大家不得不放弃希望。当年9月,安托万被正式宣布失踪。

1967年,一块石碑被安放在供奉着法国历史上最杰出人物的先贤祠主殿的墙壁上,碑文写着:

 

纪念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诗人,小说家,飞行家

1944年7月31日执行飞行任务时失踪

 

1998年9月7日,一个马赛渔民在捕鱼时捞到了刻有圣-埃克苏佩里名字的银手链。2003年,圣-埃克苏佩里执行飞行任务时驾驶的P-38闪电战斗机在马赛外海被发现,随后飞机的起落架和照相机系统被打捞上来,并被保存在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星空与沙漠:是死亡之海,也是智慧之书

 

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成功,把人类的飞天梦想变成了现实,也使得飞行员成为20世纪初的主角和英雄。不断刷新的飞行速度纪录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刺激,那时的“空中竞赛”就好比一场进行了数十年的奥运会。

飞机也为我们看世界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使我们生存的巨大星球缩小为一个小小的世界。

世界上的飞行员很多,作家也很多;但既是飞行员又是作家的人不多,既是飞行员、作家,还是冒险家的人就更少了。而既是飞行员又是冒险家,曾拥有过两架飞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家,只有圣-埃克苏佩里这一个。

当通过这些身份来辨认圣-埃克苏佩里时,我们就能知道他作品的唯一性和价值所在;我们也就能懂得了,这个英年早逝的作家为什么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如此高的地位。

20世纪初期,天空还是一片有待探索的广袤领地。由于飞机的性能和导航系统完全无法与今天的相比,大约每三次飞行中就会出现一次故障,因此,每一次飞行都是一场生死冒险。而当年,圣-埃克苏佩里在摩洛哥朱比角的基地驻守以及后来开辟南美洲邮航线路时,不仅要和沙尘暴、酷烈的阳光、狂风、暴雨、高山、峡谷等自然力量搏斗,还要和各种政治力量较量。当时的撒哈拉沙漠还有许多未归顺、反抗法国的部落,当飞机迫降在沙漠中时,飞行员可能被渴死,也可能被扣作人质,甚至被虐杀。

1926年,26岁的安托万拿到了公共运输飞行员的驾驶资格证,加入拉德高埃尔航空公司,成了一名邮政飞行员,沿着图卢兹(法国)-阿利坎特(西班牙)-卡萨布兰卡(摩洛哥)-达喀尔(塞内加尔)航线运送邮件。在那时遇见的人和发生的故事,后来成为192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南方邮航》的素材。

1930年5月,拉德高埃尔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坠机事故,飞行员埃利泽·内格兰驾驶的飞机在乌拉圭南部蒙得维的亚湾坠毁,当场机毁人亡。而在此前的十五个月中,公司已经失去了六位飞行员和三位随机的无线电操作员。然而,坠机事故并没有吓退英勇的飞行员们。5月12日,创造过多项奇迹的麦尔莫兹又驾驶飞机开始穿越大西洋的试航。当时天气非常恶劣,大西洋上的龙卷风就像神殿上的黑色大廊柱。可麦尔莫兹又创造了奇迹,他不仅将从法国图卢兹寄发的邮件运抵非洲塞内加尔,还飞越了大西洋,抵达南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1931年,安托万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夜航》。

1931年10月,《夜航》由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2月,该小说获得法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费米娜文学奖,随后被改编成电影,由美国著名影星克拉克·盖博主演。法国娇兰公司以此为灵感,推出了一款名为“午夜飞行”的香水。

《夜航》是中篇小说中的杰作。故事在两条线索上展开—飞行员法比安挣扎在电闪雷鸣的夜空,而航线负责人李维埃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忐忑不安,一动一静,一暗一明,巨大的反差构成作品的张力。奋力和暴风雷雨抗争的法比安冲破云层,驶向三千多米的高空,他看到了神奇的景象:月亮和星光照在云层上,光亮反照在飞机上,光明而又宁静。小说对法比安的描述也在这里戛然而止。作为航线负责人的李维埃,在失去法比安和他的飞机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动摇了夜航的信念,然而在这一瞬间之后,他又坚定了决心,让机场跑道上等待的飞机起飞,继续夜航。

读《夜航》,我们能读到20世纪初那些充满探险精神的飞行员们的伟大,他们的每一次返航,都是为了重新出发。飞行员飞上高空,就和自己的飞机融为了一体,操纵手中的飞机,也是在掌控自己的命运。在《风沙星辰》中,安托万如此描绘这种神圣的感受:“那些晚上的航行和成千上万的星星,那种宁静,那几小时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力,是金钱买不到的。”

 

正文

 

那是在1926年,我刚刚进入拉德高埃尔公司,当上了一名年轻的飞行员。

在邮航公司和稍后出现的法国航空公司成立之前,拉德高埃尔公司负责保持图卢兹和达喀尔之间的航空联系。我在这个公司学习如何当飞行员。荣任领航员职务之前,我和同行们一样,经过年轻人都要接受的见习试用期—在图卢兹和佩皮尼扬之间来回试飞,并缩在冰冷的飞机棚犄角里上枯燥的气象课。那时候,我们还不熟悉西班牙的大小山脉,因此对它们总是心存畏惧,而对老飞行员则十分敬佩。

这些老飞行员,我们在饭店里经常碰见,他们性情有点儿粗暴,不好接近,给我们提出忠告时一副高不可攀的派头。当他们中间的某个飞行员,从西班牙的阿利坎特或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回来,皮夹克被雨打得透湿,姗姗来迟地在饭店碰上我们时,我们中间有人怯生生地向他打听飞行情况。他们对狂风暴雨的简短回答,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陷阱和圈套的世界,时时都可能碰上一堵猛然高耸在你面前的悬崖,以及那可以把参天大树连根拔起的旋涡。黑色巨龙守卫着山谷的入口,束束闪电盘绕着高山的峰顶。这些老飞行员一直使我们感到十分景仰。但是,他们中间经常有人一去便永远不再返回。

 

我还记得比利的一次返航。后来他在高尔比埃尔山殉难了。这位老飞行员坐到我们中间来,埋头吃喝,一言不发,两只胳膊累得够呛。那天晚上的天气很不好,整条航线上,天空一片混沌,所有的山脉似乎都在滚动,宛如那些崩断了缆绳的大炮在古代帆船甲板上滚动。

我瞧着比利,最初忍着没有说话,但最后还是壮着胆子问他,这趟飞行是不是非常艰巨。比利没有听见,额角上满是皱纹,还在埋头吃喝。当气候恶劣的时候,飞行员为了在舱盖敞开的机舱里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常常把头伸到风挡玻璃外面去,因此下飞机之后耳朵里好长时间仍是风声呼呼,什么也听不见。

最后,比利终于抬起头来,似乎是听见了我的话,好像在回忆什么,忽然爽朗地笑了。这笑声使我感到非常惊奇,因为比利平日是不怎么爱笑的,这短暂的一笑驱散了他的倦容。他对胜利没有再作任何别的解释,又低头默默地咀嚼起来。但是,相比笼罩着整个饭店的阴郁气氛,以及那些白天忙碌了一整天,现在到饭店里来消愁解乏的小职员,这位肩膀宽厚的同志使我感到异常高贵。透过他粗犷的外表,那战胜了巨龙的天使面目显现出来了。

 

那个夜晚终于来到了,轮到我被叫到经理办公室。他简单地吩咐我说:

“明天你就起飞?”

我还站立在那儿,等着他打发我离开,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那些规章制度你都清楚吧?”

那时候的飞机发动机可不像今天的发动机这么安全保险。它常常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在发出一阵像是打碎了杯盘碗碟似的嘈杂声之后,便突然把我们抛弃了。面对几乎没有什么避难所的西班牙的陡峭地面,人们束手无策。我们经常说:“在这种地方,要是发动机坏了,飞机很快也就会完蛋。”但是一架飞机坏了,还可以用另外一架来替换。重要的是,不要盲目地靠近岩石。因此公司禁止我们在山区上空的云海中飞行,否则就要严惩。钻在白云堆里遇上故障的飞行员,很可能因为看不见而撞上山顶。

因此,那天晚上,经理用缓慢的声音最后一次强调了飞行的规矩。

“在西班牙云海的上空,凭着指南针飞行是很有意思、很痛快,但是……”

他更加缓慢地说:

“但是你要记住:在云海下面……那可是永恒。”

于是,当飞机突然钻出云层,我发现这个统一的、单纯的平静世界,对我具有了另一种陌生的意义。平和,变成了陷阱。我想象着展现在脚下的那个广袤无际的白色陷阱,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既没有人群的骚动和喧哗,也没有城市里穿梭的车辆,而是一片绝对的沉默,一种最终的和平。那么,这白色的云层,对我来说,便成了真实和虚幻、已知和未知之间的分界线。由此,我终于领悟到:一种景物,如果不从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的角度来观察,那便是毫无意义的。山区的居民对云海也是不无了解的,可他们并没有发现这片神奇的帷幕。

我从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像个孩子似的感到骄傲。明天一早,就要轮到我来负责运载旅客和非洲的邮件了。但是我也感到很心虚。我觉得自己准备得还不充分。西班牙缺乏飞机备降所,碰上棘手的故障,我害怕找不到求援的场所。我埋头查阅地图,贫乏空洞的地图上,找不到需要的情报。于是,怀着这种既自豪又惶恐的复杂心情,我跑到同伴吉奥麦那里度过了那个不寻常的夜晚。吉奥麦领航比我早得多。他经验丰富,对西班牙了如指掌,我必须去请教他。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微笑着说:

“我已经知道你明天起飞的消息了。你感到高兴吗?”

他从壁柜里取出葡萄酒和酒杯,再走到我跟前,依然面带微笑地说:

“让我们来干一杯。你等着看吧,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好像一盏给你带来光明的灯,让你充满了信心。后来就是他打破了邮航史上飞越安第斯山脉和南大西洋山脉的纪录。几年前的那天晚上,灯光下,他只穿一件衬衫,两臂交叉,脸上挂着友善的微笑。他简洁地告诉我:“暴风骤雨,大雾大雪,有时候这的确使人讨厌。你要是碰上这种情况,就想一想所有那些比你更早遇上这些情况的人,只需要这样想一想:‘别人干成了的事,我也总能干成的。’”但我还是打开了地图,要求他跟我一起查看了一下航行路线。在灯光下,我俯伏在老飞行员的肩膀上,重新获得了学生时代的那种宁静。

然而,我上了一堂多么奇特的地理课呀!吉奥麦没有跟我讲西班牙,他把西班牙变成了我的一位女友;他不跟我讲西班牙的天文地理,既没有讲起她的人民,也没有谈起她的牲畜。他不讲瓜迪斯,却跟我讲起靠近瓜迪斯地区田边上长着的三棵橘子树:

“要提防这三棵树,把它们标在你的地图上……”

自那以后,这三棵橘子树在我的地图上占据的位置超过了内华达山脉。他不跟我讲洛尔加,却跟我大谈特谈洛尔加附近的一个普普通通生气勃勃的农庄,谈起这农庄的主人和主妇。于是,这一对离我们一千五百公里之远的普通夫妻便具有了一种非凡的意义。他们在半山坡安居乐业,宛如海上灯塔的看守人,随时准备给人们以援助。

就这样,我们从那难以想象的远方和几乎被遗忘的地方,获得了不为世界上所有地理学家所知的许多细节。因为地理学家们只对浇灌了好些大城市的埃布罗河感兴趣,他们对莫特里尔以西隐没于草丛中的那条浇灌着三十几朵鲜花的小溪是不感兴趣的。“你可得注意这条小河,它把那块场地给破坏了……你把它也记在你的地图上。”啊!我将牢记莫特里尔这条像蛇一样蜿蜒的小溪!它样子并不显眼,只不过以它潺潺的细语吸引着几只青蛙,但是它睡觉的时候也只闭着一只眼。在离我两千公里之遥的理想的降机待援的田野草丛中,它的另一只眼睛正窥视着我,机会一到,它就会把我变成一团火焰……

我站稳了脚跟,摆好架势,准备对付聚集在半山腰企图朝我冲过来的三十几头好斗的公羊:“你以为这片草地挺安全。可是,哗啦一声,三十几头羊便冲到了你飞机的轮子底下。”

当时我听他讲起这种出其不意的威胁,不禁惊讶地一笑。

于是,灯光下,我地图上的西班牙逐渐变成了一个童话式的国家。我把避难场和陷阱都用小字做上记号,我记上了那个农庄、羊群、小河。我把地理学家们忽略了的那位放牧女郎标在她准确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