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故事
律师厄特森先生身材瘦长、面目粗犷，从来都是不苟言笑。
他腼腆寡言，乏味无趣，但不知怎的却招人喜欢。同朋友相聚，若是酒对他的口味，他眼中便散发出仁爱的光芒。这种仁爱虽然他从不挂在嘴上，但不仅在他饭后沉默的面容中有所展现，而且经常彰显在他的为人处世中。
他对自己十分苛刻，独酌时只喝杜松子酒，以克制对陈年葡萄酒的嗜好；他虽然喜欢看戏，可已经有二十年没进剧院了。不过，他对别人却宽容大度，尽管有时对一些人作恶的劲头感到吃惊，甚至有些嫉妒，但无论过分到什么地步，他都倾向于伸出援手而非横加责难。本着这种性格，他常常有幸成为有罪之人这辈子遇到的最后一位良朋益友。这些人要是找上门来，他的态度不会有丝毫变化。
这种本事并非苦心练就，因为厄特森的感情向来不外露，就连他的友情似乎也建立在类似的宽厚秉性的基础上。接受命运之手安排的现成的社交圈子，是谦谦君子之举，也是这位律师的交友之道。他的朋友不是有血缘关系就是老相识。他的感情就像常春藤，长得久了才茂盛，但对在哪儿长并不挑剔。他与他的远亲、社交名人理查德·恩菲尔德就是这样成了好友。
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这两人互相看中对方什么了？他们能有什么共性？据偶遇过他们周日一起散步的人说，他俩一路上一言不发，气氛沉闷凝滞，一旦遇到可以打招呼的熟人，两人都如释重负。尽管如此，这两位依旧极为看重周日的例行散步，视之为每周的头等大事。为了不受打扰地享受个中乐趣，他们可以把娱乐活动搁置一旁，甚至连工作的事也可以抛在脑后。
某一次散步，他们无意中走进伦敦闹市区的一条小街。因为是周末，这条逼仄的街道生意没有往常红火，显得有些冷清。这里的住户似乎都经营有道，并且还好胜地希望生意能更加兴隆，所以把大把盈余花在扮靓店面上。于是沿街的铺子全是一副殷勤迎宾的神态，就像两排笑容可掬的售货小姐。即使是在人流比平日稀少、流光溢彩被暂时遮掩的周日，和周边那些昏暗邋遢的街道一比，这条小街依然像森林里的火焰一样闪亮。百叶窗新上了漆，黄铜门环擦得锃亮，窗明几净，喜气洋洋，一下子就能吸引路人的目光，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从一个拐角处顺左手往东拐，走过两个门面，便到了一个院子的入口。这里是小街的尽头。院里有栋两层楼的房子，山墙挨着街边，外观给人不祥之感。没有窗户，只能看到楼下有一扇门，楼上有一堵褪了色的外墙。到处透露着年久失修的迹象。那扇门既无门铃也无门环，表面的漆皮早已起泡变色。流浪汉懒洋洋地靠在门板上划火柴，孩子们在台阶上玩看店的游戏，男学童在踢脚线上试刀子。眼看一代人都快老去了，也从来没人开门轰走这些不速之客，也没人修缮他们造成的破坏。
恩菲尔德和厄特森走在街道的另一边。当他们走到院子入口对面时，恩菲尔德举起手杖指了指门。
“你注意过这扇门没有？”他问。得到同伴肯定的回答后，他接着说道，“它让我想起一个离奇的故事。”
“哦？什么故事？”厄特森的语气稍有变化。
“嗯，事情是这样的，”恩菲尔德答道，“那是一个漆黑的冬日凌晨，三点钟的样子，我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回来。经过一个片区，路上空无一人，只有燃着的街灯。过了一条又一条街，所有的人都在沉睡。街灯盏盏点亮，像游行的队列，可每条街都像教堂一样空空荡荡。我竖起耳朵听啊，听啊，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渴望：要是能有警察冒出来就好了。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两个身影：一个矮个子男人，踩着重重的步伐向东疾走；另一个是八九岁的小女孩，正从一条交叉的街上飞奔过来。是的，先生，不消说，这两人在转角处撞了个满怀。然后可怕的一幕出现了，那男人若无其事地从小姑娘身上踩了过去，对她的尖叫声置若罔闻。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但目睹此景可太骇人了。那家伙不像人，倒像个该死的邪神。我大喝一声追上去，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拽回原地。
“女孩四周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他镇定自若，也不反抗，只是给了我一个眼神—那眼神恐怖至极，把我惊出一身冷汗。闻声赶来的是女孩的家人。才一眨眼工夫，医生也赶到了。原来小女孩就是被家里人派去请医生的。医生说她没有大碍，主要是受了惊吓。
“你可能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遇上了一件咄咄怪事。从第一眼起，我就对那个小矮个子厌恶至极。孩子的家人也有同感，这再自然不过。然而医生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药剂师，看不出年龄，相貌平平，说话带浓重的爱丁堡口音，情绪像苏格兰风笛一样容易激动。是的，先生，他也跟我们一样—每瞅我的俘虏一眼，就脸色发白，恶心想吐，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他的心思，就像他知道我的心思一样。既然不可能将其手刃，那就退而求其次。我们告诉那家伙，我们有本事也有打算把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让他在全伦敦臭名远扬。如果他在社会上还有朋友和信誉，那我们保管他会失去这一切。我们一边对他进行严厉抨击，一边全力阻止妇女靠近，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气得像鸟身女妖。我从未见过一群如此义愤填膺的人，而被围在中间的那位却泰然自若，一脸不屑。他心里也害怕了，我看得出来。但是，先生，他能做到不露声色，真的很像撒旦。‘你们要用这起意外来敲诈我，我当然没辙。没有一位绅士愿意出丑，’他说，‘你们开个价吧。’好吧，我们敲了他一笔，让他给小女孩的家人一百英镑，他显然不想给那么多，但看到我们人多势众，生怕伤着自己，就只好认了。
“接下来是去拿这笔钱。你猜他把我们带哪儿去了？就是这扇门前！他蓦地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手上拿着十镑金币和一张开给顾资银行的支票。这张支票用来支付余款，凭票即可兑现。支票上签的名字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之一，它人尽皆知，经常见诸报端，但我现在不方便透露。支票上的金额固然可观，但倘若是真迹的话，签名更有价值。我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我对支票的真实性存疑。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在凌晨四点走进一扇地窖门，拿着一张别人开的将近一百英镑的支票出来。‘你们就放心吧，’他从容地说，口吻里带着讥笑，‘我会陪你们等到银行开门，亲自去兑现支票。’于是我们出发了。我、医生、小女孩的父亲，还有一帮朋友，先回到我的寓所待到天亮。翌日吃完早餐，我们一起去了银行。我亲手递进支票，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伪造的。结果恰恰相反，支票是真的！”
“啧啧。”厄特森说。
“看来你的感觉和我一样，”恩菲尔德说，“没错，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太可信。那矮个子是个该下地狱的恶棍，不会有任何人愿意与他打交道。开支票的人却是遵守礼节的典范，而且大名鼎鼎。更糟糕的是，他也是你们这些大善人中的一员。这支票多半是讹诈来的，可能是一个诚实的人为他年轻时捅的娄子付出的高昂代价。因此，我把这栋房子叫作讹诈楼。不过你也知道，这远不足以解释这一切。”说完，他陷入了沉思。
“你不清楚开支票的人是否住在这儿？”厄特森突然来了一句，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有可能住这儿，不是吗？”恩菲尔德答道，“但我碰巧注意到了他的住址，他住在某个广场。”
“你就从来没有打听过这栋楼的底细？”厄特森问。
“没有，先生，我做事情有分寸，”恩菲尔德回答说，“我很讨厌问东问西，就跟末日审判似的。你向别人提出一个问题，就像从山顶推下一块石头。你静静地坐在山顶上看着石头往下滚，石头撞到别的石头，它们接二连三地往下滚—问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没过多久，你根本想不到的某个无趣的老家伙就会在自家院里被石头砸中脑袋，于是这一家人就得更名改姓了。不，先生，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越是离奇的事情，就越要少问。”
“真是一条好规矩。”厄特森说。
“但我暗地里仔细查看过这个地方，”恩菲尔德继续说道，“根本不像是住宅。没有别的门，也没有旁人从那扇门进出，要隔上好长一段时间，我故事里的那个矮个子才进出一次。房子的一楼没有窗户，二楼倒是有三扇窗户，可以看到院子。窗户常年紧闭，却擦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大多数时候都在冒烟的烟囱，所以一定有人住在里面。不过也很难说，因为那院子周围的房子鳞次栉比，分不清哪栋连着哪栋。”
他俩又在缄默中走了一段路，厄特森忽然开口道：“恩菲尔德，你立下的那条规矩真不赖。”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恩菲尔德答道。
“尽管如此，”厄特森接着说，“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从小女孩身上踩过去的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
“嗯，”恩菲尔德说，“告诉你也无妨。他名叫海德。”
“噢，”厄特森说，“他长什么模样？”
“不容易描述。他长得有些不对劲，叫人看了心里不舒服，甚至心生憎恶。我从来没有那么讨厌过一个人，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一定是他的某个部位长畸形了，我说不清具体是哪里，但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他长得太怪异了，可我就是形容不出来。是的，先生，我无能为力，我无法描述此人。不是我记性不好，我敢说此刻他的脸还浮现在我眼前。”
厄特森默不作声地又走了一段路，他显然陷入了沉思。
“你确定他是用钥匙开的门？”他终于问道。
“我亲爱的先生……”恩菲尔德吃惊地说。
“是的，我知道，”厄特森说，“我知道这问题很奇怪。事实上，我没有问你开支票的人的名字，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你看，理查德，你的故事关系重大。你要是哪个细节说得不够准确，最好纠正过来。”
“您应该早点儿提醒我的，”恩菲尔德有点儿愠怒地答道，“但正如您所说，我像老学究一样严谨。那家伙有把钥匙，现在还在他手里。不到一周前，我还看到他用钥匙开过这扇门。”
厄特森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年轻的恩菲尔德马上接下去说：“这又是一次教训，还是少说为妙。我为我的多嘴感到羞愧。我们说定了，以后谁也不要再提这茬儿。”
“我由衷地赞同，”厄特森说，“理查德，咱们握个手，一言为定。”
译后记
译后记 人性的善与恶
孩童的心灵是“恶”的解药
我受邀翻译了两部史蒂文森作品，分别是《化身博士》和《一个孩子的诗园》。有意思的是，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恰恰体现了“双重人格”。在这之前，我刚译完爱伦·坡的小说集，爱伦·坡那些饱含深意的隐喻和意象，还有对孤独、痛苦、邪恶入木三分的刻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翻译《化身博士》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跟译爱伦·坡时一样不时泛起寒意—这两本书虽然出自不同作者，但对离奇情节的勾勒，对诡异气氛的渲染，以及对恐惧心理的刻画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个容易入戏的译者，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跟着书中情节起伏，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等到译完《化身博士》，开始着手翻译《一个孩子的诗园》时，我的心情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整个人都松弛下来。
《一个孩子的诗园》辑录了史蒂文森创作的65首儿童诗歌。它们首首写得童趣盎然，就像一座清澈纯净的花园里绽放着的65朵天真烂漫的小花。你会惊讶于这位儿童诗作者和在《化身博士》里把人性的邪恶描写得淋漓尽致的作家是同一个人。
善与恶是对立面，在每个人的身上永存
《化身博士》以伦敦律师厄特森为主要视角展开情节，同时设置悬念、埋下伏笔，再一步步揭开谜底。每位人物的出场顺序都经过精心设计，他们各自的特点、功能和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个缜密的整体。情节上环环相扣、毫无破绽，每个桥段都巧妙地为后续内容做出铺垫，并为结局提供细节支撑。行文简洁精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从悬念的设置、气氛的渲染，到人物性格的塑造、内心世界的刻画都尽显功力。这本书为何能够赢得纳博科夫的高度赞誉？相信你读完就能得到答案。
作者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对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很高，强调自控节制，故而人性备受压抑和禁锢。小说中的男性都饱受压抑之苦，一股道德压抑的气氛弥漫全书，直至主人公心底的魔鬼通过极端而夸张的方式冲破囚笼。
“我成了邪恶本性的奴隶，这念头像饮酒一样让我欢喜，令我振奋。”—作者以饮酒来形容主人公倒向自己恶的一面时的心境。
在那个强调自控节制才是美德的时代，纵饮被视为一种性格缺陷，必须加以纠正，当时还曾开展过禁酒运动；“他手中有只捏碎的小瓶，空气中有股强烈的苦杏仁味，厄特森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具自戕者的尸体。”—在善与恶之间的拉锯战中，恶逐步压倒了善，于是杰基尔选择了自杀，而在当时的英国，自杀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其实作者早就在名字中暗示了主人公的结局。杰基尔（Jekyll）中的je 在法语中表示“我”，kyll则与kill（杀死）谐音，其象征含义就是“自杀”。当厄特森和恩菲尔德抵达杰基尔家时，见“院子里凉飕飕的，还有点儿潮湿，尽管天空中仍然闪耀着落日的余晖，但这里已经过早地铺满了暮色”。—作者通过“这里已经过早地铺满了暮色”这样的景色描写来隐喻人物的命运。正如白昼过早地消逝在黑夜中一样，杰基尔本人也过早地消逝在尘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