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讲述一枚吃货——讲究吃喝的“怪”。想必人们都热爱美食，但菜肴比园林更难以传于后世。我曾有幸品尝过北大路鲁山人 始创的料理，但总觉味道怪异。明明鲁山人才离世不久，料理味道却已是这般情形。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料理虽以某种形式留存于世，但后世之人早已忘了创始者姓甚名谁。当然，因时代地域不同，食物原料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很难将“食”记录下来。想必与谢野晶子 本人是深知其中困难，才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在诗歌中尽量避免吟咏味觉吧。
虽然难以将“食”做成诗歌加以吟咏，但可以把它记录在散文中。想必顶级吃货能将自己品尝到的美食的制成方法及其中的注意事项等，都详尽地记述于文章中吧。
袁枚（公元1716年—公元1797年）便是其中一人，但至于把他并入“数寄”（“怪”）之列，还是不免令人心生迟疑。因为成为“怪”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非达官显贵。然而袁枚是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二十四岁进士及第。他因科举成绩名列前茅，而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他在翰林院积累学识后，外派成为江苏一个小县的知县。不过，知县属下级官吏，与达官显贵有着云泥之别。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李鱓二人也曾担任过知县。袁枚在南京任职期间，曾购置了一幢废弃的宅邸。虽说是荒园，但在现代人看来，买得起大宅院之人势必令人刮目相看。不过，当时社会有当时社会的情况，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这幢宅邸原为江宁织造隋氏的别墅，年久失修，变为一座荒园。购得此园后，袁枚将其取名为“随园”。“随”曾是地名，隋文帝受封于此。夺取江山后，将“随”（地名）改为“隋”（朝代）。“随”这一汉字结构中含有“辶”（走字底）。因“走”字表示“快速跑开”之意，像是预示着“短命王朝”一般，所以在为新王朝取名之时，统治者特意去掉了“辶”（走字底），变为“隋”字。以此地名为姓氏的“随氏”，亦变为“隋氏”，这与文字变迁的历史相契合。
当地人就称隋氏的别墅为“随园”。袁氏入手该园后，本应冠以自己的姓氏，改名为“袁园”，但他为了向沿用至今的园名致以敬意，依然称其为“随园”。因为此园建于南京城西面的小仓山一带，所以有时也将园内建筑称为“小仓山房”。
当时，袁枚以三百金购得此幢别墅。随后，他赴陕西省任职，但由于看不惯上司总督的做派，他任官不久后便断然辞官。自那以后，他就一直寓居随园，执笔度日。
袁枚还是芝麻小官时，就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了朝堂。不过那时，他已经是位家喻户晓的“天才型文人”。
古文中存在“润笔”一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稿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厚葬的风俗。不管支付多么昂贵的酬劳，请世间一流文人为先父撰写墓志铭之举乃是尽最大的孝道。袁枚正是当时的一流文人。一篇长度中等的墓志铭的润笔费约为一万两银子，相当于一介小小知县数年的俸禄。若有心为之，一日之内撰写数篇墓志铭全然不在话下。由此，袁枚的富裕程度可想而知。凭借丰厚的润笔费，他得以在四十几岁时辞官回乡，悠然度日。
在诗歌方面，他极力主张“性灵说”，即肯定一切合乎人之性情的事物，否定一切不合性情的事物。他反对盛行于当时社会的“肌理说”“格调说”等。所谓“性灵说”，归根结底就是倡导尽情地享受人生。这正是“数寄”之精神，将其付诸实践之人则为“怪”。
在悠闲自得的生活中，袁枚尤其重视饮食生活。平日里，他四处寻访美食，一吃到可口的食物，就会一丝不苟地将其记录在册。这便成了《随园食单》，该书在日本也备受推崇，流传着由青木正儿 等人翻译的数个译本。
袁枚在《遣怀杂诗》中，写有一段关于吃喝的论述，述其大意—年轻时，不管吃多少都吃得下；一旦上了年纪，吃过便觉饱腹，日子没劲！他可真是位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
中国有“行乐须及时”，意为“应趁着年轻，尽情玩乐”。
日本有“人生苦短，恋爱吧，少女 ”。
袁枚的这般想法果然还是同“数寄”的想法相通。虽然他表面看起来不像“扬州八怪”那般不落窠臼，但他确实是位实打实的大“怪”。另外，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卒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享年八十二岁，与“扬州八怪”属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