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结不了婚的人增多了？
那么，为何“没结婚”或“结不了婚”的人会增多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变化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围绕结婚这个问题的外部社会环境，特别是发生了改变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在个人意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社会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结婚的人数减少。其结果是单身群体人数不断增多，于是，日本政府又出台了一些保障单身人士生活的举措。
比如，1994 年我发表在《诸君！》上的论文《结婚难与经济增长》中就曾指出，“女性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找一个比自己或者比自己父亲收入高的男性结婚。当经济高速增长时， 要找到这样的男性很容易，所以大家很早就结婚了。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比自己或比自己父亲收入高的男性越来越少，因此女性要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就变得越来越难。于是，很多人只好推迟结婚，结果导致结不了婚的男女多了起来”。
1975 年之后，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而晚婚化，即未婚化也随即出现。
也就是说，那时出现的婚姻现象与经济情况密切相关。经济条件的改变，造成女性找到高收入男性的概率下降。不过，假如女性不介意和低收入的男性结婚，就不会催生未婚化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女性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选择和低收入的男性结婚。
也就是说，未婚化是在婚姻意识没变，而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经济低速增长有关，所以，我预测今后结不了婚的人还会持续增多。
然而，当时绝大多数上了岁数的人（包括学者和媒体在内）都坚持认为，“结婚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而且，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想当然地认为，“结婚这种事，只要本人愿意，随时都能找到跟自己结婚的人”。也就是说，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未婚化只是简单的“推迟结婚”而已。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导致婚姻问题最终发展成全国少子化这样严重的社会性问题。
虽然无法大声地说出口，今天深陷结婚难的年轻人看到自己身边不少六七十岁的人，往往会这样想，怎么连这样的人都能结婚呢？这恰恰说明了，直到经济持续增长的1975年为止，无论对谁而言，“结婚就是一件只要本人愿意就能轻而易举实现的事”。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对1975 年之后结婚相关的社会环境所 发生的变化以及实际情况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调查就不难发现，结婚已经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可是，当时的大部分学者、政府人员和媒体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只倾听自己周围的声音，根本不去调查那些没有大学学历，住在乡下，在饮食、零售等服务行业以及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的真实情况。假如能早点对复杂多样 的年轻人展开正规的田野调查，我想，未婚化的社会问题也 许就可以解决了吧。
坦率地讲，媒体及政府之所以无法看到现象的本质，与他们把调查对象集中在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居住在大城市或是大公司的正式员工、公务员等特殊群体身上有关。可是，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所以，对社会学而言，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做好访谈和田野调查。大阪大学吉川彻教授就曾多次指出过这种偏差（《日本的分裂——那些被排除在外的非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们》，光文社新书，2018 年）。
于是，当时煞有介事的“主流看法”就这样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令人遗憾的是，这类错误直到今天仍在重复上演。
未婚化现象的逻辑
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
关于未婚化现象的基本逻辑，我在 1996 年出版的《婚姻的社会学》中指出了以下两点。
第一，因为大部分日本人仍持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所以导致结婚人数减少。我强烈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女性进入社会，导致结婚人口数量减少”。
比如，1990—1992 年，我们对 20～29 岁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未婚者进行了采访及问卷调查。当被问到“你想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时，大多数女性的回答并不是“能够帮着料理家务的男性”，而是“收入高的男性”。这样回答的不仅仅来自低学历的女性，即使是高学历的女性，也“不能接受对方的收入比自己低”。这说明年轻女性的婚姻观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对于那些“先预想自己婚后生活，再选择结婚对象”的女性而言，最能反映她们真实想法的，就是我前面用过的那个词——“人生的重启”（即“第二人生”）。既然要重启人生，不如通过婚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现在更好。因此，大多数女性会理所当然地希望结婚对象的收入越高越好。不过，男性的回答却因人而异，有的男性希望自己的结婚对象“可爱”，有的则希望对方“会做饭”。总而言之，男性是在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结婚对象。对于男性的这种婚姻观，正如上文所说，我认为用“人生的事件”来描述再合适不过。
第二，与“恋爱”有关。20 世纪 90 年代正是恋爱盛行的年代，很多人因为无法确定最终的结婚对象而推迟结婚。也就是说，人们永远想寻找“那个更好的人”。
但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情况不是这样。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如果两个人恋爱了，就应当结婚。换言之，必须以结婚为前提交往，才能和对方发生性关系。因为 90 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是通过相亲结的婚，所以，对那个年代的日本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是，90 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即使两个人恋爱也不一定非要结婚”。简而言之，不以结婚为前提的性关系逐渐被社会所认可，享受恋爱本身成为新的社会潮流。以当时的电视剧为例，就是根据柴门文漫画改编的《东京爱情故事》（富士电视台，1991年）所代表的那种恋爱观。剧中的人物可以自由地享受恋爱，不结婚也可以。总而言之，人们很憧憬那种没有生活气息的恋爱关系。顺便一提，柴门文后来在写续集《东京爱情故事 After 25 years》时，给未婚妈妈莉香的儿子设定的剧情是要结婚的（小学馆，2017 年）。这可能又会成为一个反映保守思想的例子。
对于生活在 90 年代的日本年轻人而言，他们与父辈不同，能够享受纯粹的恋爱，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做到父母做不到的事。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总之，90 年代的那群年轻人无论在收入上，还是在恋爱、结婚上，都能轻而易举超越父辈。
在这里，我必须向大家坦白我当时的一个“错误”。我在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婚姻的基本逻辑，也就是催生结婚难的原因，在这 20 年之中几乎没有改变”，但有关恋爱，我当时的说法却并不准确。
我曾在《婚姻的社会学》中指出，“大家过于热衷恋爱， 所以导致结婚人数的减少”。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确实如此。 19 可是，2000 年以后，通过各种调查我们发现，谈恋爱的人事实上呈现出减少的态势。从这里能够看出我当时的说法确实有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预料到恋爱人数会下降。不过，今天似乎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大家不热衷恋爱，所以结婚人数大幅减少”。
总而言之，结婚难现象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人不能通过恋爱修成正果，这种恋爱会被视为一种无用的恋爱。关于恋爱意识的变化，后面我还会详细分析。
从“想结婚就能结婚”到“结婚难”
那么，1996—2018 年的 22 年间，婚姻的状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结论上讲，正如我在《婚姻的社会学》中预测的那样， 年轻人结不了婚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我在一开始已经介绍过，截至 1990 年日本未婚率的变化。现在来看看 1990 年之后的变化。从图表中不难看出， 在 1995 年的时候，年龄在30～34 岁的未婚率，男女分别为 37.3% 和 19.7%，而 2015 年的男女未婚率均大幅上升，男性飙升至 47.1%，女性则上升到 34.6%。（图表 1-2）
除了数字上的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也印证了我当时的预测。这就是我所命名的“婚活”现象。
事实上，当未婚群体，也就是“想要结婚却结不了婚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其行为就会随之变化（这在社会学上被称为“反身性”）。这就是这 20 年发生的变化。
现在人们的认识，已经从原来的“反正结婚很容易，不如先享受几年单身生活再说”，转变为“想结却结不了婚”。当人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时，就自觉地把它作为一种指导行为常识，并依据这种常识采取相应的行动。
其实，我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在谈论这种变化。可是，日本政府直到 2008—2009 年，也就是众议院议员小渊优子出任麻生内阁的少子化政策·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时，才首次承认少子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保育园的数量不够”，还在于 “结婚率下降”。
记得那时，我被小渊大臣组织的政府研究会叫去发言。 我说，从出版《婚姻的社会学》到现在都过去 10 年了，政府现在终于承认，结不了婚的人数增多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了。我的话中夹杂着一丝嘲讽的味道。
日本人对婚姻的认识，从 20 年前开始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所以，后来还出现了所谓“婚活”的现象。从 2008 年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婚活”的那时起，日本政府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一方面，政府的认识从原来的“想结婚就能结婚”，转变为现在的“结婚本身开始变得困难”；另一方面， 未婚者“婚活”现象有所普及。最近我发现，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相继推出“婚姻支援”的服务。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这 25 年，日本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数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泰国货币泰铢变更为浮动汇率，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紧接着，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等国的货币开始暴跌。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来自海外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突如其 23 来的外资流出、对外债务增加，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危险的信贷紧缩，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国内开始大量雇用人力成本较低的非正式员工。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的劳动派遣法也放宽了限制，开始允许一些原本被禁止的行业和工种雇用非正式员工。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也就是 1996 年的时候，虽然已经出现“自由职业者”的说法，但很少有人一辈子靠打零工或从事派遣工作维持生计。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如果想成为正式员工，还是很容易的。非正式员工真正大量增加是在 1997 年之后，从图表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特别是年轻男 性长期依赖打零工或从事派遣工作的现象从 1997 年开始显著增加。（图表 1-3）
在此基础上，我主张的未婚化原因，也就是经济的低速增长这一结构性因素又发挥了杠杆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杠杆作用导致未婚人数越来越多，结不了婚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恐怕政府还不会采取相关措施。
于是，虽然日本人对结婚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但围绕结婚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段开始发生变化，2000 年以后，在杠杆作用下，其环境又进一步恶化。
我曾经在《婚姻的社会学》中指出，部分小规模个体经营的继承人和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区农户的继承人以及中小企业的劳动者，是“结婚难”的男性群体代表。即使在泡沫经济时期，他们的收入也很难提高。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 就很少会选择他们，这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在当时从人数上看毕竟还只是少数。
不过，在此后的 20 年中，随着非正式雇用的员工大量增加，低收入群体开始从一小部分男性扩大到相当一部分男性雇员。而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念并未改变。在这样的前提下， 经济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未婚化的问题，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人们的认识开始从“想结婚就能结婚”向“结婚不再容易”转变。但很多日本女性“婚后主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所以“希望结婚对象的收入越多越好”的观念仍没有发生变化。于是，便出现了争抢理想结婚对象的“婚活” 现象。
此外，还要加上我没能预测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就是 “恋爱衰减”。我在《婚姻的社会学》中，以恋爱盛行的欧美社会为例，指出“当男女双方都能够各自负担自己生活的时候，婚姻只靠爱情就能够成立。我想，日本社会将来可能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吧”。 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根本没有发生。不但如此，与欧洲相反，日本甚至开始出现“恋爱衰减”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来说，和未婚化的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对婚姻状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对婚姻的意识却和原来一样。我认为，正是这种“认识”和“意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才造成“恋爱衰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