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学与修辞学
——霍布斯和修辞传统
（节选）
1628年，时年40岁的霍布斯完成了修昔底德著作的翻译，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他人生早期、人文主义阶段的产物。人们认为，这些译著与其后来哲学时期的著作具有显著不同。在霍布斯为此译著写的序言中，有的人发现了他后期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某些实质性观点。甚至连这些解释者都认为，至少就方法论而言，霍布斯后期的科学与哲学著作完全不同于其人文主义时期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虽然很难简单地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但它极具误导性，不时诱导这种解释的捍卫者以奇特的方式扭曲霍布斯的思想。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论证。在其译著的序言中，霍布斯就历史写作的范围，提出了一种既非常独特又十分严格的观念。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将自己的工作限定为，只使用可以观察的行为作为基本素材，来叙述事件。由于人们行为的动机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知的，所以历史学家不应该在推测动机上多费口舌。正如霍布斯自己所说，“我们只能……推测人们行动的内在动机”。但是，他相信，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原因，如果将这些动机从历史中排除掉，就相当于承认历史不能教导我们有关因果关联的知识。那些解释者告诉我们，这种局限解释了为什么霍布斯后来把历史等同于“审慎”，使之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在他的观念中，因果关联本质上专属于科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因此，将历史作为纯粹叙事的这种早期观念，与霍布斯后期的哲学或者科学观念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点。
这种论证将霍布斯历史学的观念想得过于简单了。霍布斯的确认为，对动机的解释离不开人们的推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禁止历史学家从事任何与推理动机有关的事情，而是说历史学家在把动机归给历史行动者的时候，应该保持谨慎和敏锐。因此他说，在某些历史记录中：
对隐秘意图和内在思绪的精细推测，如瀑布般从他们笔下涌流出来。这同样是历史的一种不小的美德，前提是这种推测有充分的依据，而不是被迫为了作者的文风修饰或展示其在推测上的巧妙而服务。但这些推测通常并不是确凿无疑的，除非它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叙事本身就足以向读者显明同样的猜测。（《修昔底德》，前言，第8页。）
这里的论证是一种审慎的忠告，也是对那些脱离整体情境去捏造人们想法和动机的历史学家的责备。它和霍布斯对那些用想象出来的岛屿和海岸线去装饰他们地图的制图员的批评类似。《修昔底德》，前言，第10页。但这同样也是给那些能够对人们隐秘思想和意图提出合理推测的历史学家的赞赏。霍布斯远不是希望禁止所有在历史中推测人们动机的探究，就像他绝不是想从地图中清除所有岛屿和海岸线。
修昔底德之所以成为杰出的历史学家（霍布斯说，正是在修昔底德那里，历史写作的能力达到了其巅峰），正是因为他在解释人们思想和动机方面具有异于常人的敏锐性。在观察和分析人们的特征方面，修昔底德的敏锐性如此卓越，以至于他的著作偶尔显得晦涩难解。但是
这种晦涩，源自于那些深奥的句子；其中包含了对那些人类激情的深思，这些激情不管是被掩饰还是不常被谈论，却仍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霍布斯在献辞中所言，“在鉴察人类方面，没有人做得更好”。
霍布斯也十分清楚，历史写作的本质目的应该是揭露事件的原因。这种理解凸显在，针对批评者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Halicarnassius）的指责，霍布斯为修昔底德所作的辩护中。狄奥尼修斯在很多方面反对修昔底德的历史，包括它的叙述顺序（它被霍布斯称为修昔底德的方法）。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本应当更为小心地去增进雅典的荣耀（这是部分反对意见的基础）。在历史记录开始与结束点的选择上，《米诺斯人对话》中雅典人愚钝的语言，以及在诸多其他的决定上，修昔底德已经实实在在地伤害了他所在城邦的声誉。
霍布斯抨击这些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意见完全与历史真正的目的不一致。狄奥尼修斯追求“用绝妙的叙事愉悦人的耳朵，而不是用真相满足人的心灵”；他“撰写历史的叙事，不是通过书写真相获益，而是愉悦听众，如同创作一首歌曲”。历史学家应该首先关注真相（尤其是真实的原因），而不论他们所揭露的真相是否会玷污自己所在城市的声誉。因此，修昔底德所承担的使命是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无论希腊人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他都要不偏不倚地记录这场战争，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此外，历史学家应该小心谨慎地呈现这类原因，以揭示它们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用理会狄奥尼修斯那些不合理的反对意见。在修昔底德著作的开篇，这位历史学家无疑正确地说明了，是哪些借口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他随后又对催生战争的内在动机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一方面，那些借口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对于煽动战争而言，它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作者要将这些原因与那些潜在原因区别开来，以阐明其相对重要性。
因此，即使霍布斯早期的历史著作与后期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之间确实存在断裂，这种断裂也和因果关联的问题无关。在1628年，霍布斯非常关注因果关联的问题。他从未认为，考察因果关联超出了历史研究的界限。事实上，霍布斯认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建立因果关联。他并没有假设这种使命很容易达成。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中，最难的就是去重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动机。没有人能直接看到其他人的思想和动机，所以人们往往很容易伪装它们。但是，唯独这种困难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学家最宝贵的天赋。最重要的是在认识人性方面，历史学家应该成为敏锐的观察者和判断者。
虽然很多人坚持认为，因果关联是霍布斯与他早期人文主义观点决裂的核心，但这并不是对这种决裂的唯一解释。列奥•施特劳斯论霍布斯的那本书可能是对这种决裂最为著名的解释。在霍布斯论修昔底德方面，这本书也提供了最富趣味性的解释。他的论述是沿着以下路径展开的：霍布斯认为，历史是政治知识的充足来源，他以此为预设，着手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但随着霍布斯思想的发展，他开始区分“是”与“应当”，“事实”与“规范”。此时在霍布斯看来，历史失去了其特殊的重要性。在《利维坦》中，他强调所有历史知识都问题重重，这摧毁了他最初对历史知识充分性的假设。这些表明，历史在霍布斯思想中的地位开始下滑。在完成《利维坦》后，霍布斯的思想持续沿这个方向发展。最终，作为严肃探究真理的历史，与诗歌或小说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1658年出版的《论人》中，霍布斯明确将历史与小说等而视之，他背离历史的心已经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