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理想
自从19世纪时以父亲为中心的育儿方式转变成以母亲为中心，美国关于母职的论述就一直坚持孩子要由母亲来“全面照顾”。中产家庭告诫母亲不要雇用仆人；阶层较低的家庭，也期望母亲们放弃外出工作的想法。这种“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意识形态在其他方面也是（并仍然是）以阶层为基础的。
对如何实现自身再生产的忧虑，以及对于母亲在地位获得中所起作用的关注，特别能体现中产阶层女性的职业抱负与所谓母亲的奋斗和孩子需求不相容的假设之间的张力。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
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有年幼子女的女性都在工作，她们继续留在职场。但这些母亲以及其他千千万万的上班族妈妈，并未减少照顾孩子的时间。事实上，当下的母亲用于陪孩子的时间比她们的母亲当年花在她们身上的时间更多。她们有酬劳动的时间更长，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也更多，这是因为她们减少了用在做饭和打扫卫生上的时间。她们也减少了睡眠、休闲以及与伴侣相处的时间，以满足日益严苛的“以母亲为中心”的育儿文化对她们的期待。
正是由于母亲们在劳动参与上的深刻转变，人们对女性育儿的文化期待也变得日益严格。当前女性工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甚至那些孩子年幼的母亲以及被认为有条件“待在家里”的女性也外出工作，对上班族妈妈的文化批评也因此变得尖锐起来。
我访谈的这些雇主妈妈代表了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获益的一代人。她们的职业包括医生、牙医、主管、教授、律师、工程师、军官、科学家等，都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工作。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年龄比较大，在职业生涯开始之前大多受过研究生教育。由于她们生孩子的时间也比较晚，事业心和养育孩子的愿望有点撞车。大多数雇主妈妈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正处于职业生涯巩固期，陷入了“无负担员工”（unencumbered worker）和“好妈妈”理想之间的两难困境。 “她们越是努力去成为理想的母亲，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就越少；而越是努力满足工作的要求，留给孩子的时间就越少。”
“我一直特别焦虑。”一位雇主妈妈解释说她“每周”都“重新评估”自己要不要去上班，继续从事自己“深爱”的工作，但代价可能就是不能完全满足自己16个月大的女儿的需求。
“密集母职”在近几十年来加速发展，对于儿童发展指标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这种新的竞争性的母职意识形态瞄准中产阶层的母亲，告诫她们要让婴幼儿做好准备，以进入人人梦寐以求的学前班，最终进入哈佛大学。这种强烈的负全责的意识和孩子的日常照看由他人完成的事实，构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她们必须想办法保住自己的工作；同时要了解什么对孩子是最好的，并确保孩子每天都照此培养，接受适当的刺激；虽然她们出门上班去了，但还是要在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中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像专家所说的那样，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是“不可分割的”，那么这些上班族妈妈怎么能跟他人分享对孩子的照顾，同时继续当理想母亲呢？如果她们的工作需要“要么全干，要么不干”这种程度的付出，这些母亲如何才能满足职场的要求，在她们的高级职位上做出杰出的成就呢？当杰西卡说“我认为你不可能从职场、从一个高级职位中抽身好几年，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层级”的时候，她说得对吗？那些身居要职的母亲是如何应对那些影响其家庭和职场生活的各种职责、责任、期望、机会和约束的？她们的反应对于她们选择如何照顾孩子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大多数关于上班族女性如何试图在家务劳动分工中寻求性别平衡的社会学研究都认为，在“第二轮班”中进行更为公平的劳动分工，可以解决许多上班族妈妈面临的问题,包括缺乏睡眠、休闲时间不足、婚姻压力和职业发展机会不平等，等等。然而，最具争论的其实是第一轮班的劳动分工中对于好妈妈的定义。或许是因为我访谈的雇主妈妈们把大部分的第一轮班工作委托给了保姆，所以她们都没有要求丈夫更多地参与第二轮班工作，尤其是照顾孩子；对于第一轮班期间的保姆管理工作，她们也没有寻求额外的帮助。照顾孩子和保姆管理都跟密集母职直接相关，难以委派给孩子父亲。孩子的父亲要么被排除在母亲孩子保姆这个链条之外，要么就被视为这一微妙平衡的威胁。
不过，父亲在妈妈-保姆关系中也有自己的用处。他们经常承担中间人的角色。即使在最和谐的妈妈-保姆关系中也有意见分歧和感觉受伤的时候，父亲们经常会被叫来调停关系。父亲们更常见的角色是充当家里的“坏人”。许多母亲承认，她们会派丈夫去跟保姆谈那些困难的、不愉快的问题，比如协商薪水或者拒绝要求等等，尽管这些令人不快的决定可能是母亲拍板的。
母亲和保姆对孩子父亲的看法，凸显了育儿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关键区别。抚育儿童赋予了主要父母一定程度的权力，而且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做家务则不会。因此，雇主妈妈们即便希望丈夫能做得更多，也不愿放弃对育儿的控制权。而那些将丈夫视为“平等的分担者”的妈妈们，实际上是认为他们不多不少地完成了她们想要他们做的第二轮班工作。
小结
我所研究的雇主妈妈们都非常依赖专家的意见，而且还尽力去满足当代中产阶层育儿方式的所有标准和期待。她们接受了密集母职意识形态的各种核心原则，包括成年子女是母亲劳动“成品”这样的观念。她们被“可完善的孩子”这一概念背后的信息所困扰： 如果她们可以培养出一个更好的孩子，她们就应该这么做。此外，尽管外出工作的母亲不可能不让别人来分担一部分育儿任务，我访谈的雇主妈妈们还是认为母职基本上是她们自己的责任。尽管她们没有亲自完成所有必要的母亲工作，但她们仍要负全责，承担孩子成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全部责任。
在几乎所有的案例家庭中，雇主妈妈都拥有高薪职位。然而，她们还是对经济安全存在各种担忧。她们的目标是为孩子在向上流动的阶梯中提供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即便只是给家里挣第二份收入的母亲们也认为，正是有了她们的收入，她们家才能够在好学区安家置业、送孩子上私立学校、请辅导老师、参加特别定制的课程和活动，她们希望这些优势能够保证孩子将来在管理和专业技术阶层有一席之地。她们的收入也为失业、离婚、生病等意外情况提供了缓冲，她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
这些雇主妈妈的职业抉择，给她们带来了财富和成功，但也将她们置于多重实际和潜在的约束之中。她们试图满足负全责的要求，同时通过外包家务和密切监管育儿保姆的办法，来解决第二轮班中的矛盾。然而，尽管她们设法找到了各种词汇来对抗身为女性、员工、妻子和母亲的文化压力，即便她们能够适应竞争性结构的需求，她们还是发现，在生活中，一个领域的成功可能会使另一个领域面临失败的风险。如果她们找到了“疼爱”孩子的“完美保姆”，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就被破坏了，而这种依恋关系对于履行母亲的职责，促进、保护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她们足够幸运，能够维系完满的婚姻，也仍然面临着两难处境： 不是去承担职业生涯“停滞不前”的风险，就是错过她们心中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
她们力争满足有关母职的文化标准、社会期待和个人观念，即便这些东西要求她们为了孩子的幸福承担重负也在所不惜。考虑到需要同时担当员工和母亲两重角色——她们的工作要求过高且不切实际，但她们仍然决心保住自己喜爱和需要的工作。她们被夹在密集母职意识形态的文化压力和男性模式职业的刚性结构之间，看不到相应的公共政策变化的可能，于是只好转向用私人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公共问题——她们雇了一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