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东都二年
杜甫自谓客居东都，是就其偃师祖宅的相对位置而言的，事实上偃师县距洛阳只有七十里途程。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是因为此时的他需要独自面对洛阳城中的高官显贵，奔走趋竞之中难免遭遇挫败冷落，“二年客东都”是他潜意识里自卑情绪的无意流露。那么为何杜甫在丧父、分家以后并未优先选择前往京师，而是在洛阳干谒？严、齐的东都之会只是大的环境因素，杜甫之所以停留东都，还与杜家当时变故不断的家庭状况密切相关。
天宝元年小裴杜氏死后，杜甫为之服丧，具体的等级，他在为姑母所写墓志中有含蓄的表述：
有兄子曰甫，制服于斯，纪德于斯，刻石于斯。或曰：岂孝童之犹子欤，奚孝义之勤若此？甫泣而对曰：非敢当是也，亦为报也。……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君子以为鲁义姑者，……县君有焉。是以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其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
杜甫借与他人的对话，委婉地表明对于小裴杜氏，他并未以“犹子”当之，而明确称之为“义姑”。也就是说，他在丧事上尽心竭力，但服制上不服母丧，仍以“姑姊妹”（即姑母）之制服丧，唐人归为“大功”，时间九个月。由于小裴杜氏的墓志存于杜甫诗文集中，作为文章，按惯例隐去了其去世时间和年龄，只记为“天宝元年某月八日，终堂于东京仁风里，春秋若干”，但幸运的是文中保留了迁殡时间，即“越六月二十九日，迁殡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原”。小裴杜氏迁殡的时间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尸体不易保存。下葬的平乐乡就在洛阳城北邙山脚下，是唐人在东都的主要葬地。考虑到上述两方面因素，隐去的“某月”应当为五月或六月。杜甫服完大功之丧，时间在天宝二年初春，客观上需要停留在东都。
政治的环境与家庭的变故相重叠，最终促成了杜甫在东都的两年客居生活。毋庸置疑，杜甫的拜会仍然需要借助杜闲乃至杜审言当初与崔尚、王翰等人的旧交。此时他已过而立之年，他对严挺之等人的拜会已经褪去开元十三年杜闲庇护下的虚假光环，变为真正的干谒求进，从而令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人情冷暖。杜甫这一时期可能拜会或联络的文学派权贵，包括严挺之、齐澣、崔尚、李邕。先看严挺之。杜甫后来与严武的交往中，反复透露出杜、严两家为世交，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中，还很难发现两家此前直接的交往证据。不过杜甫客居东都期间前往拜会严挺之，却是极有可能的。再看齐澣。杜甫与齐澣缺乏直接交往的证据，但齐澣是张九龄、崔尚等人的至交，他前往拜会的可能性很大。再看崔尚。在《壮游》自注中，杜甫称崔尚为“崔郓州”，东平太守正是天宝初年崔尚的职任，这说明客居东都的杜甫确实曾多次听到“崔郓州”之称，间接表明此时他仍与崔尚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在天宝三载，杜甫的父执崔尚曾任济王府司马（从四品下），但旋即改授陈王府长史，而裴荣期在妻丧之后是否会继续在济王府任职，还是存疑的。唐人将前后迁转相继或职责相关之人称为“连官”，其间他们私下多有往来，如果裴荣期随后仍在王府任职，是不排除与崔尚有交集的。
东都客居生活行将结束时，杜甫遇到了李白（701—762），写下了《赠李白》，深刻反映出这一时期杜甫内心的状态。诗曰：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如果单从诗句来看，杜甫对于客居东都的时光颇有不满，受够了干谒交游中所见的人心机巧，也吃不惯酒肉膻腥。但这首诗的主旨在于和李白约定前往陈留、睢阳两地。李白对道家炼丹成仙的追求，将杜甫内心压抑已久的遁世情结释放出来。尤其是他在丧父后独自应对人事往来，难免有挫败和失落的感觉。其实，严挺之、齐澣这些人都是杜甫主动拜会的，没有人强迫他。
这首诗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它初次向我们展示出杜甫内心的两种追求——仕宦与归隐，而李白后来在他心目中崇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二人有限的交游，而是作为精神追求上的一个标杆，始终或隐或现地成为杜甫的仕宦理想的一个参照。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杜甫所谓与李白的“梁宋游”，其实也是他前往齐州拜会李邕的伴随产物。
严挺之与齐澣天宝元年在东都的聚首，可以看作是以张九龄为代表的这批文学派在玄宗朝中央政治斗争中的绝响。二人废居东都的原因，也再次提醒我们，文学派丝毫不“文”，无论是张说还是张九龄，两代文学派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诉求，他们的落幕也是由于涉及结党、财权、立储这样大本大原的问题。严、齐聚首之前的两年，亦即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在荆州任上落寞离世。晚年的杜甫选取与杜家并无过多私交的张九龄作为《八哀诗》终章，其实有其深意。诗曰：
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
矫然江海思，复与云路永。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颍。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池日蛙黾。
退食吟大庭，何心记榛梗。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
虽蒙换蝉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
紫绶映暮年，荆州谢所领。庾公兴不浅，黄霸镇每静。
宾客引调同，讽咏在务屏。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
一阳发阴管，淑气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庐并。绮丽玄晖拥，笺诔任昉骋。
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千秋沧海南，名系朱鸟影。
归老守故林，恋阙悄延颈。波涛良史笔，芜绝大庾岭。
向时礼数隔，制作难上请。再读徐孺碑，犹思理烟艇。
——《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
杜甫在这里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冷静与客观。他清楚地意识到，张九龄的罢相是个人因素与时代变迁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丧父之后的杜甫没有蹉跎时光，他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思考。时代的标志张九龄和家庭的标志杜闲都已故去，姑父裴荣期与姨兄郑宏之日渐年迈，甚至杜家世交武平一、崔尚也在此间先后谢世。开天之际杜甫眼中的历史图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终制、分家、迁葬这些现实的家族事务开始萦绕着他，而干谒显贵、维持交际则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文学派独步天下的时代已然结束，少游翰墨场的荣光成为记忆。在追随文学派入仕这件事上，杜甫起了个大早，却只能去追赶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