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英雄主义之“否思”？
考察后英雄时代的主体、管理和战争，其当代诊断清晰地表明，英雄式询唤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通过对当代男女英雄人物陈列式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对后英雄主义问题意识的吸纳度。因此，应该避免发布英雄主义的讣告或发布英雄主义永存的主张。英雄传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利益和情感需求；它们会发生变化，而当这些需求所依托的形势与情势发生变化时，英雄传奇也随即更迭。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尝试的那样，人们可以并从考察英雄主义发生转变的过程入手，追溯社会变革的历程。然而，很难坚守一种“客观中立的”远观者的姿态，要写清英雄主义，必定会涉及对它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随着这里勾勒出的时代画卷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英雄传奇，包括那些后英雄之英雄的传奇，在我心中激起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
这种不安推动我尝试对英雄形象进行批判，我将英雄形象看作一种解释模式、一种行动的命令和一种关系形式，简而言之：一种个人和集体的取向模式。我从 2019 年去世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那里借用了“否思”（kaputtdenkens）一词，这遵照了他本人对英文“unthinking”的翻译建议。沃勒斯坦想从根本上质疑历史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论概念，他所创立的世界系统分析和对英雄所指的考察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正如发展范式（Entwicklungsparadigma），英雄叙事也预设着观点的导向和行动的导向。
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方向上：“我们需要英雄。”例如，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蒂安·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使用了“别开生面”这一现代基本母题，“因为他们是调节社区和社会乌托邦需求最主要的人物投影。社群总是面对两个问题：自我保护和自我超越。英雄人物涉及后者。我们生活在热血滚烫的文化之中，我们不断需要新的目标，需要受到超越自我和超越日常事务的激励。这正是英雄所提供的。他们指向超越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些冲动、没有乌托邦、没有对于未来的憧憬和追求，那么人们在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的机制就会变得脆弱”。英雄作为代际发展的推动者——这让人想起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个人”的命名，和他一样，施耐德知道引领进步的主角们踏过尸山血海。“但凡说到英雄，自然会提起死亡，更准确地说：谋杀。”他在同一次访谈中说道。当然，这就产生了对合法性的需求：“古典的英雄不会自私自利。他总是为群体服务。他打破杀戮禁忌，以保护群体，对外捍卫群体及其价值观。”这种以集体利益为名的英雄式暴力只会强化与其一致的现代的历史观念，即将历史看作敌对集团之间的斗争。“我们”需要英雄，因为只有这个“我们”感受到来自其他人的威胁，并且只有在永久动员起来对抗外部威胁时，我们才能体验自己是“我们”。——英雄的本质：一种人格化的群体利己主义行为。
英雄主义在道德上也出现两极分化：要么只有胜利才重要，只要目的高尚，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要么英雄即使在战斗中长期失败，仍坚守他的原则。两者都需要对自己和对环境冷酷无情。妥协能力并非英雄美德的一部分。 恩岑斯贝格所指的忧郁的“回撤英雄”（Helden des Rueckzugs）是英雄行会里的非典型代表，他们是反英雄，无人为其竖立纪念碑，也无人称言对其崇拜。与此同时，英雄的语言受制于苛刻的语法：最主要的部分是一贯如此的！任何要成为榜样的人都必须将其坚持到底。最好谨守笛卡尔（Descartes）的准则，“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即便南辕北辙，只要你走的时间足够长，走得足够远，就一定能在漫漫森林之中找到容身之所。
这番教诲肯定不适合用作道德指南。世界太复杂，本无原则可循。英雄主义将矛盾冲突化解为二元对立或戏剧化其不可解性，来缓解模棱两可的矛盾冲突。最后，英雄战胜邪恶势力，悲剧性死亡，或是在战斗进入下一轮之前得到短暂的喘息。透过英雄的眼睛，世界呈现为黑白相间的样子。灰色的混合区域会消失，并且不提供其他颜色——英雄的本质：一道简化程序。
英雄榜样保护我们免于平庸和停滞，这是所有为英雄辩护的论点中反复出现的论点。但这再也不能令人信服了。必须始终优先考虑创新、增长和消除边界的前提是值得怀疑的。在全球变暖的时代，热烈喧嚣的社会及其英勇的火力加速器理所当然地声名狼藉。对奥多·马库阿德“马克思的第十一篇‘费尔巴哈（Feuerbach）论文’离间了历史和哲学这对铁哥们”这一妙语稍作调整：英雄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伤害这个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英勇的非凡人物。有太多的利害关系，关键不是凭一己之力所能扭转。英雄传奇里掩藏了太多人的辉芒，这样便更能凸显出那一个人的闪耀夺目；它们忽略了其他众人的参与，而把最终的胜利成果归功于一人。然而，最重要的是，英雄传奇包含的是个人主义的谎言，即一个单独的个体如果全力以赴去拼搏，那所有的艰难险阻、致命挑战也都可以克服。任何接收到这个信息的人都可以沉浸在伟大的幻想中度过一段时间??，然后才不得不更加强烈地感到挫败——英雄的本质：一种关于责任化的话术，它一面让人有能动性，一面又同样程度地让人“负罪”。
约瑟夫·坎贝尔的追随者将有关英雄进阶的神话作为成功学贩卖。英雄可能会犹疑并与自己斗争，但最终他超越了自己，他出发、击败怪物并最终迎娶了公主。这样做的代价至少是暂时的人格分裂，英雄主义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是一项高处不胜寒的事业。甚至崇拜者为了向英雄表达致敬，不得不将英雄旅人与其社群分离开来，以此来暗示着他是个特殊之人。一个只由英雄旅者构成的社会更可能是一个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自大且自恋者的集合，不会是一个团结的地方。正因为英雄之旅将每个人都送上了同一条旅程，其他有志者只会阻碍自己的神化。 ——英雄的本质：一次自我之旅（Egotrip）。
然而，勇气、决心、胜利甚至个人更愿意为集体作出牺牲，这些似乎非常直接地打动了我们。谁会怀疑英雄榜样带来的启示呢？那么，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的选择吗？这是那些不相信英雄的必要性的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相信英雄的必然性，因此试图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变体来置换那些令人反感的变体。但是关于勇敢的日常英雄和不屈不挠的反抗者女英雄的故事也受到个人主义偏见的影响。旨在减少无力感和鼓励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做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的工作上，难以从上层构筑起反抗力量。“对个人责任和对个人干预的叙述维持了现状，无论是关于社会不平等、贫困还是污染，”美国公关家和活动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写道：“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不能靠英雄来解决。它们应该靠社会运动、联盟和公民社会来解决，如果有的话。”因此，“当公民将责任推卸给英雄时，这样的国家是不幸的”。没有人比那些被授予这一称号的人更清楚这一点，并且，他们尽其所能与它作斗争。“作为个人，你可以为保护气候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是停止做‘个人’，”索尔尼特引用一位生态活动家的话说。鞠躬以示崇敬，或单打独斗以追逐桂冠当然比寻找盟友更容易，而这当然无助于事业。英雄崇拜即使在向女性反抗者道贺时也是保守的。也许英雄改变世界不是真的；也许他们的故事只是为了让事情保持这种状态而制造出了一点仿佛事情已有所改变的噪声。——英雄的本质：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政治作为理解为坦率的“和而不同”，英雄传奇将个人行为与牺牲意愿结合起来。不仅仅只有军事英雄主义是以战士英模为基础的。英雄是那些自愿（或加引号的“自愿”）接受特殊剥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服务于群体或执行救援任务的人。（在殉道者的意义上）必须做出牺牲这一事实绝对不容置疑，必须使众多英雄道路上（在受害者的意义上）的非自愿牺牲消弭于无形。尸体的气味被熏香掩盖。英雄主义的死亡崇拜将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凝固为可受哀悼的人和被剥夺了受吊念这种认可形式的人之间的区别。有些人被提升到英雄的地位，有些人被妖魔化或被完全从公众记忆中抹去。英雄叙事将合法性强加给它们的主人公，而英雄对他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合法则无人在意。为此，人们以围绕英雄行为的情感能量为食粮。对他的勇气感到惊讶，对他的胜利充满热情，对他的失败表示同情，对他不得不忍受的事情感到愤慨，对他的命运感到恐惧。最后，对他去世的哀悼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同时也让受众免于去质疑——也包括对他们自己痴迷于此的质疑。言必称大义的英雄指令与其说是正当的，不如说它引诱和压倒一切。通过人们的祈愿，他们设置了一个识别陷阱：在钦佩和崇敬的模式下，几乎没有可供反思的空间距离。英雄的牺牲的出现似乎是理由充分正当的，因为它会引发感动。对此质疑就是大逆不道。——英雄的本质：企图进行情感绑架。
对后英雄时代的诊断涉及牺牲意愿的减退以及权威领导和自我领导模式的合法性的丧失，但他们仍坚持让英雄来担当危机解除者，或者至少承认在需要应对危机时，对英雄有明显的渴求。如《信经》（Credo）所示，面对非同寻常的情况不仅需要非同寻常的措施，还需要具有非同寻常品格的个人来执行这些措施。例外状况（state of exception）需要特别的格式塔。如果常规运作使人庸碌，那么在紧急状态下，英雄主义就会蓬勃发展。与取得官方授权、遵循程序规则或强制进行非正式的更佳论证等相比，更重要的是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集中力量对个人采取行动，从叙事上概括了统治者的自我赋权实践。英雄传奇也有其政治神学。在民主制度中，统治地位已经退回到了组织结构之中，利维坦（Leviathan）的化身仍然是抽象的或可被替换的。“权力的空位”出现，英雄主义的个人化政治填补了进去。行使权力的个人中心越少，由强悍的男人、偶尔也由铁娘子出演的统治剧目的受众就越多。如同其大众神话样板一样，演出的导向遵循戏剧冲突需不断升级的诫命，在遭遇危机时，对英雄的需求就增加了，但英雄既然辈出，不能无用武之地，这就生出了对危机的需求。英雄永远枕戈待旦、蓄势而发，他们需要紧急状态，就像警察需要罪犯作案一样。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没有处处潜伏着的危险，他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救世主的机会。他们承诺驱散的恐怖正是他们权威的来源。——英雄主义：一种统治技术。
英雄主义领域里，“否思”仍在上演。作为神话杀手的启蒙者是一个英雄人物，他的反英雄冲动证实了即使在否定行为中，英雄主义神话仍具有其有效性。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何还要更进一步，对“否思”的概念进行再“否思”的原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为了解毒，仅仅发现它们的毒性所在是不够的。毫无疑问，英雄崇拜支持了逆来顺受的产生——就像牺牲一样——它们描绘了一幅满溢着战斗意识的画面。一个充斥着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世界，只有依靠更强大的人才能保证其安全。这也正是这些英雄传奇本身的叙事吸引力所在。他们提供令人兴奋的娱乐，带你进入奇妙的世界，并邀请你与他们的主人公一起战栗，与他们一起为最后的胜利欢呼，或哀悼他们的垮台。简而言之，它们刺激感官。情感无可抗拒，只能被其他情感抵消；也只有其他的故事才能颠覆英雄传奇的力量。“去英雄化”不仅是一个叙事学主题。
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她的“虚构的提袋理论”（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中设计了一个替代无处不在的英雄传奇的方案，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替代方案尚未能够站稳脚跟：她写道，对于人类来说，食物的主要来源包括收集的种子、根、芽和水果，而猎物只占饮食的一小部分。然而，猎人不仅从他们的远足中带回了肉，还带回一个故事。她标出了其中的不同之处。与第一个猎人如何用他的长矛猛刺猛犸象的侧腹、第二个怎样被猛犸象的獠牙刺穿、第三个凭借何种精湛的箭法射中巨象这样高度戏剧化的描述相比，告诉你如何在这里挖块茎、在那里采摘浆果，首先收集蘑菇，然后费力地将燕麦粒从外壳中取出就显得那样乏味，很难从中找出有吸引力的部分。猎人的故事里不全是动作，它还有一个英雄，“英雄是强大的。在不知不觉中，野燕麦地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孩子，乃至工匠的技艺、思想家的思想、歌手的歌声，都已经融入了英雄的故事之中。但这不是她的故事，而是他的”；这是一个“杀手故事（Killerstory）”。勒古恩从这里划出了一条线，直到长崎，到被投掷了凝固汽油弹的越南村庄，再到受里根威胁的“邪恶帝国”（苏联），也在“科技领先神话”里画了线。这个故事的结构类似于矛或箭的运动轨迹：英雄叙事是线性的。它不蜿蜒曲折，而是寻求从起点到目的地的直达路线。它的核心是一场冲突，英雄自当参与其中。
勒古恩拿来与英雄叙事进行对比的故事既不是线性的，不采用对立结构，也不围绕着一个强大的演员展开。相反，它是关于提袋的。在人类文化之初，没有可以用来打、刺、杀的物品，而是需要用于收集和储存的容器：卷起的叶子、蚌壳、挖空的南瓜、锅和网。提袋的故事是完全不英雄主义的。它们收集不同种类的素材并将它们相互关联起来。当然，其中也包括冲突。但它们似乎只“作为一个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不能被描述为冲突或和谐，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最终解决问题或就此停滞不前，而是维持一个持续的过程”。很明显，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看起来不太好。他虽然在提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不再是全部事物的中心，最重要的是，没有支撑起他的基座。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评论勒古恩时所写的那样，“磨刀霍霍，作好了战斗准备的行动寓言”取代了 “猎人杀死并带回可怕猎物的男性化人造故事”，“改变”和“消逝”的故事和谐共生。
人们没必要分享勒古恩（从伊丽莎白·费舍尔[Elizabeth Fisher]那里借鉴来的）的人类学推测，追随她（本身就是英雄叙事的一个特征）的二元性别象征说，人们可能会偶然发现她（与哈拉维共享）的整体主义，并注意到她关于箭头运动的叙事隐喻具有误导性（她忽略了英雄传奇也需要“阻碍元素”的事实），但可能会被提袋理论中暗含的“温和的极端”刺激到。她的文章只有六页，包含了对英雄主义的基本批判，她认真对待其叙事结构，避开了反对认同反英雄主义的陷阱。勒古恩并不认为英雄是要被击破的，她把英雄们从其基座上摘取下来，把他们和其他许多人、动物、物品等一起装进一个大袋子里，并在她的冒险旅程中夹带了大量的故事，这些故事无关于战斗、杀戮和自我牺牲，而与采集和收集有关。
如果有人想把讲述如此这般的故事的艺术、倾心于这样的故事的态度称为后英雄的，那么应该说，我们距离真正成为后英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成为后英雄中的一员，会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