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迄于今，流行一种判断：两千年来中国制度一直传袭秦制，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此说自有道理，也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但详考之下，此说又并不尽然，颇有值得修订、完善的空间。而这种修订与完善，有益于准确把握中国制度史的沿革。
反秦战争及随后的楚汉之争，胜利者刘邦在武人集团拥戴下建立汉朝，大体沿袭秦制，又借助周制的封建要素对秦的郡县制加以调整，形成郡国并行制。“接秦之弊”的汉初，采纳黄老无为学说，“伐乱禁暴”的黄老之书风行朝野，朝廷用此，意在“（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让社会休养生息，达成“治之安”。汉中叶又“复古更化”，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汉家规矩”。故汉制并非秦制原版翻造，而是以秦制为基干，由周秦二制综会而成的改良版，如此汉制，成为此后两千年王朝制度的主流。
刘汉初立，即以《秦律》为范本，“约法省禁”，订定《汉律》九章，实行三公九卿制，健全军制，集中财权，此皆效法秦制，所谓“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如明清之际顾炎武所言：“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此即所谓“汉承秦制”，诚哉斯言！然如前述，汉代对秦制并没有全单照收，而是有所选择并加修正，去秦政之暴，又对秦的郡县制与周的封建制试作综会。故单以秦制框定汉制，失之偏颇。
何晓明引述《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汉代政体“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之末”。汉以下清朝多从汉制，《晋书》称：“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美籍日裔政治学者弗郎西斯·福山赞赏“伟大的汉朝制度”：“汉朝时期涌现出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独裁集权与周朝的亲戚制度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它日愈合理化和建制化，一步步解决家族统治的地方势力。……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职需要有明确的专长、在界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设立各种官职、官员不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官员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严格纪律、薪俸官职只是谋生的职业。”而对照上述要求，“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官僚机构在宪政系统中方能发挥现代性功能，而秦制改良版汉制的官僚机构是君主专制的派生物，不可能发挥现代性功能。
如果说福山将汉制作现代化诠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解说，并不可取，但称汉朝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独裁集权与周朝的亲戚制度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则是恰当的评说。这种平衡周秦的汉制对以后诸朝有深广影响。在政治管理方面，汉代的郡国并行制、刺史制、察举制、编户齐民制皆传世久远；经济方面，汉代的平粜法、盐铁专营、货币制长期为列朝采用；文化方面的独尊儒术又兼采诸学，更为两千年所实行。汉代的“霸王道杂之”“重本抑末”成为以“大一统”为目标的列朝通行之法。
以下着重讨论汉代的郡国制、复古更化，以及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制度，说明“汉承秦制”的实存，同时汉制又并未限抑于秦制，而是既因且革。两汉以下制度，正是这种改良版的秦制—汉制的演绎舞台，而并非秦制的原版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