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名篇《深戏：巴厘斗鸡札记》（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将读者带回到1958年的一个场景，当时格尔茨和他的妻子参加完一场非法斗鸡，正在躲避警察：
在人们居住的高墙院内，斗鸡被关在柳条笼子里。笼子会经常被移动，以确保阳光和阴凉的平衡。斗鸡被喂了一种特殊的食物，这种食物因主人而异，但主要是玉米。这些玉米比普通人吃的玉米做了更仔细的筛选，然后被一粒一粒地喂给它们。它们的嘴和肛门都被塞上了红辣椒，以保证精神抖擞。与婴儿洗澡一样，它们在同样的仪式准备中沐浴，有温水、草药、鲜花和洋葱，而一只赢了的公鸡，其洗澡频率大概也与婴儿一样。它们的鸡冠被剪短，全身的羽毛被装饰，鸡距被剪去，腿部被按摩，然后被像钻石商人似的人类眯着眼睛检查瑕疵。
在他1973年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在第一章讨论了他称之为“深描”的做法的重要性，这是阐释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深戏》中的写作风格就是最好的例证。格尔茨认为，仪式为各种文化的讲述提供了一种语言。丰富的叙述细节为解释分析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优美的民族志书写提供了素材。在上面引用的一小段中，格尔茨通过他对养鸡的细致描述抓住了巴厘人对斗鸡的热情。
每一位有抱负的民族志作者都必须掌握批判性观察的艺术，并学会如何忠实地记载日常生活的细节。用对人物、地方和事件的具体观察来阐述批判性见解可以丰富民族志细节。社会学家伊莱恩·韦纳（Elaine Weiner）很好地阐释了这个观点：
我最喜欢的民族志总是那些让我觉得我可以“听到”材料的书。对我来说，民族志本质上就是故事，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讲故事的人。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从民族志角度书写涉及对这些个体故事进行定位，这样，一个更大的叙事就会变得明晰起来，它阐明了各种社会力量和人们自己的能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详细而有活力的田野笔记为详细而有活力的民族志提供了基础。书写高质量的田野笔记需要时间和练习，但当你坐下来起草一篇民族志论文、文章、报告或一部著作时，在田野中进行仔细和全面的观察被证明是无价的。每个新手民族志作者在开始他们的田野研究之前都应该仔细阅读爱默生（Emerson）、弗雷茨（Fretz）和肖（Shaw）的《书写民族志田野笔记》（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在这份综合指南里，作者们认为：
民族志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一个社会世界及其中的人。但新手研究员的田野笔记经常缺乏足够和生动的细节。由于出于无意识的总结和评论性的措辞，田野工作者无法充分描述他所观察和经历的情况。
所有研究者都是“无意识的总结和评论性的措辞”这两大弊端的受害者。在急于把所有内容都写下来时，我们会使用修辞的捷径：记录对话的要点，意译关键引文，忽略肢体语言，等等。写一个人“很生气”比描述这个人如何通过行为表达他的愤怒要快得多。
我的文件柜里有几百页的田野笔记，这些笔记来自我最初的两个民族志研究项目（包括我的毕业论文）。通读这些写于1998—2000年的早期田野笔记，里面暴露了我作为一个新手民族志作者的许多缺点。我的毕业论文田野笔记都是手写的。我试着在一些采访和互动中使用录音机，但我的许多报告人对录音机感到不舒服（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保加利亚）。当录音机被关闭时，他们的谈吐变得更加真诚。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但没有系统地记录细节。我因为森林错过了大树。在田野里待了14个月后，我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来写我的论文，但今天，我意识到我当时的田野笔记十分糟糕。
2005年，当我回到保加利亚进行第二阶段的持续性田野调查时，我的笔记有所改进，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新策略。我白天手写笔记，到了晚上便把笔记录入电子邮件并发送给自己。每晚的电子邮件给我提供了电子备份并让我有机会将白天忽略掉的细节补充进去。最初，新系统运作良好，但它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和我三岁的女儿一起开启了我第二个项目的田野调查，我要等她睡着后才能开始邮件录入。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在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写下来时我就已经筋疲力尽。因为我女儿每天日出时便叫醒我，所以我开始跳过冗长的深描，这样我才能上床睡觉。直到回到美国后，我才意识到我丢失了成百上千的细节。
睡眠和陪伴女儿比做研究更重要，但回顾这些早期的田野笔记，我发现自己走了捷径。例如，在一些条目中，我只记录了一天中的时间，描述了一件事或一段对话。当我拥有更多时间来记录田野笔记时，我记录了一小时，我允许自己描述场景的灯光和太阳的位置（如果我在户外的话）。那会有影子吗？影子投在哪里？人们在说话时是眯着眼，还是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看东西？如果我在室内，我会思考有多少人造光，是什么样的光。有白炽灯泡吗？如果有，是多少瓦？灯是立式的还是台灯？有顶灯吗？如果有的话，是荧光灯吗？
尽管这些信息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这些段落却体现出深入的观察。当我在保加利亚农村去别人家里拜访时，我可以通过照明来推测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苏东剧变后，电价上涨，人工照明成为一种奢侈品。有一次，我在一间私人公寓里做访谈，屋的主人打开了我身后的一盏灯，以便我在做笔记时能看得更清楚。关于这件我开始注意到人们是如何管理他们的人造光的。一间昏暗的公寓里摆满了先前时代没有用过的灯具，象征着1989年后降临到许多家庭身上的经济灾难。我在田野里观察到这一现象，但直到几周后，我在分析自己的田野笔记时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一个细节让我看到了更大的范式。
一些民族志作者用引号将他们的田野笔记直接转换为最终文本，但我发现自己的田野笔记太粗糙，根本不能直接纳入初稿中。我会在第五章中详细地讨论如何在整合自己的理论时使用田野笔记，但一般来讲，我倾向于从我的田野笔记中写作，将我的原始民族志观察整理为对人群、地方和事件的更有力的描述。
可读性强的民族志需要引人入胜的“人物”。由于在田野里个人间的互动推动着民族志研究，所以要以三维的方式呈现你的主要受访人，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而非漫画人物。当然，民族志作者在伦理上有义务更改一些能识别他们研究对象的细节（依据批准了最初研究方案的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要求，需要或多或少地更改），但这并不能成为创建人物类型的借口，因为“你必须改变细节”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减少细节。
在描写人物时，避免用一连串物理或情感特征来描述一个人，比如：高大、公平、勇敢、坦率、有进取心等。相反，我们应该考虑用他们的行动来描述他们，展示他们如何应对日常生活的变迁。将行为置于人物之前或人物是一连串的行为，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现在人物决定了人的特质，但正是他们的行为决定了他们是否幸福。因此，戏剧性的行为并非为了表现人物：人物只是行为的附庸。”任何作家都不该忽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见解，尤其是民族志作者。小说家可以通过创造虚构的事迹来塑造丰满的人物，但民族志作者则必须与现实世界中展示日常行为的真实人物打交道。你必须捕捉到你的“人物”如何在他们的社会体系中运转。
这种对人的细致关注为最好的民族志打下了基础。优秀的民族志作品用平淡来探索一个特定社会的共同实践和信仰。我们的“人物”在日常、例行的情况下运转，相对的平淡却揭示了重要的文化相似性和差异。例如，当美国人摆姿势拍照时，他们通常会微笑。保加利亚人并不总是对着镜头微笑，事实上，政府规定禁止在官方照片中微笑，包括驾照和学生证。
摄影的官方惯例，以及如何在镜头面前摆姿势的社会规范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国际选美大赛决赛选手的照片。当其他决赛选手在展示她们珍珠般的白牙时，保加利亚小姐却保持着一副坚忍克己的面孔。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还是文化习俗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她没有意识到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笑的人？在日本，当有人把镜头对准他们时，许多人会做出“和平手指”的剪刀手势。在二十多岁住在九州的三年里，我有数百张学生和朋友像理查德·尼克松一样举起手摆出胜利“V”手势的照片。在第二年的某个时刻，我也开始这么做了。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有意识的选择，只是觉得不做和平手势是不对的。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仍保持着这个习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猜测我在日本待过很长时间。
使用类似这样的小细节可以改进我们写人的方式。描述一个人在熟悉的情况下如何反应，为了解他或她的性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们知道自己在镜头面前会做什么：微笑、歪着头、侧身或摆出显得胳膊瘦的姿势。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讨厌镜头，害羞或遮住脸。小说家利用这些细节使他们的人物栩栩如生。如果我写“马修很害羞，性格忧郁”，我是在告诉读者马修的性格。或者我可以把马修放在镜头前，展示他的羞怯：“马修是那种在照片中从不微笑的人。当有人提醒他说‘茄子’时，他就抿着嘴唇，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第二句话抓住了更多关于马修的细微差别，因为它描述了他对一个熟悉环境的反应。
这有另一个从小说家的手稿中摘录的例子。如果我想描述一位因为事情进展太慢而感到沮丧的女人，我可能会这样写：“艾琳娜是个没有耐心的女性。”但小说家会用艾琳娜的行动来证明她的不耐烦。例如，小说家可能会这样写：
艾琳娜估量了杂货店收银台前不同队伍的长度。她从来不去读杂志上的大标题。但相反，艾琳娜评估了其他人购物车里的东西来决定哪个队伍向前移动得最快。她选择了一个队伍，但如果她认为另一个队伍更快便会跳到另一个队伍。如果她有一个手提篮，即使篮子里有超过12件的东西，她也会使用快速通道。
对场景的熟悉让读者对艾琳娜的性格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杂货店排过队，读过小报或者看过经过精心摆放用来诱惑我们的巧克力。当你在田野里时，去市场或杂货店看看真实的人们是怎么做的，考察杂货店礼仪的社会规范和预期。在保加利亚和德国，收银员都是坐在椅子上的，顾客需要自己打包自己买的货品。收银员很少和顾客交谈。在缅因州，顾客经常和收银台的收银员聊天，如聊天气之类。还有一些负责装袋的人，通常是些年轻的高中生，他们会问你“要纸袋子还是塑料袋”。当我住在日本农村时，那里的收银员很爱聊天。他们还评论我买的东西，并问我打算用某些配料做什么菜。有一次，一位收银员问我是不是拉肚子了，因为她认为我买了太多的厕纸，这令我十分尴尬。
如果写小说，你可以通过想象她在杂货店排队结账来探索一个角色。她对收银员友好吗，或者在用手机聊天？她是看杂志的人还是整理优惠券的人？我母亲总是盯着闪现在收银机上的商品价格，以确保收银员没有将同一件商品扫两次。付款后，她会仔细检查收据，以确保商店的优惠没有错。在收银台前排队时，我则用智能手机收发电子邮件并把收据毫不犹豫地塞进钱包。即使不去看购物车里的东西，你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排队结账时的行为来准确地了解我们是谁。
小说家想象的地方则是民族志作者必须观察的地方。你可能会发现描写不认识的人很困难，当我们在描述陌生人时都依赖于刻板印象。但即使是在最短暂的瞬间，你也必须努力捕捉细节。例如，不要只是写一个中年男子“超重”，你可以描述他的脸颊是如何在下颌线下变得松弛并形成了鼓起的双下巴的。与其告诉读者一个男人秃头了，不如讨论他的头型或者他头皮的光泽度。描述高个子穿过低矮门，矮个子伸手去拿架子最高处的早餐麦片。展示笨拙的人绊倒或撞上门框。描述手势和姿势。请记得福尔摩斯，他可以通过人们衣着或行为上的细微线索推测出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
当描述人的时候，要注意描述性格的形容词和副词。如果你想说某人说话“温柔”或“大胆”，避免使用副词，告诉读者这个人是如何说话的：“她说话声音低沉，喃喃地，每个词语之间都有长时间的试探性停顿。”或者，“她讲话声音洪亮，发音清晰，就像在读公告一样”。形容词和副词可能会充斥在你的田野笔记中，但当你坐下来写你最终的民族志文本时，圈出这些辅助词，并决定哪些可以用民族志细节替换。有些形容词无法被替换，例如，一件绿色连衣裙就是一件绿色连衣裙。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具体的形容词——一件青瓷色连衣裙，但“青瓷色”仍旧是一个形容词。把用来描述性格的词，如“不耐烦的”或“自负的”转换为行为。
社会学家卡琳·莱西（Karyn Lacy）的《非凡的黑人：新黑人中产阶级中的种族、阶级和地位》（Blue-Chip Black: Race, Class, and Status in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深描的例子。在引言的开篇，莱西通过将她的报道人放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来描述他们：
当我问安德里亚·克莱顿，一位43岁的联邦政府信息分析员，她认为黑人在美国是已经成功了还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她说：“他们想成为白人而不是做自己。”她和她的丈夫——格雷格——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17岁的女儿和一个15岁的儿子。他们在华盛顿特区中上阶层郊区伍德公园一条安静的街道住了七年。他们的房子有四间卧室，是一座气派的红砖外墙殖民式建筑，有着闪亮的黑色百叶窗，坐落在一英亩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孩子们是当地足球队的活跃成员，格雷格是球队的教练之一。安德里亚和她的丈夫都开着中型车，并给他们能独自驾驶的女儿提供了一辆自己的车。乍一看，他们和白人中产阶级几乎一模一样。但与一般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居住的几乎都是白人社区不同，克莱顿所在的高档小区主要居住的是黑人。
莱西组织了对克莱顿生活方式的精准细节的描述以探索他们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相似之处，与她的报道人的开场陈述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用形容词（和一个副词）来描述事物而不是描述人物特征，比如：安静、中上阶层、四间卧室、气派的、闪亮的、中型、高档和修剪整齐。莱西专注于她的报道人是如何做的。孩子们踢足球，父亲是球队教练，他们给十几岁的女儿买了一辆中型汽车。他们住在一个主要是黑人的小区里，某个人（父亲？雇佣的园丁？）确保他们的草坪被浇水、除草和修剪。
在开始写书或文章之前，把你的主要报道人想象成小说中的人物。如果你是一位小说家，你能用他们生活中的哪些细节来更好地描述他们呢？检查你的田野笔记并且概述一些例子，说明你的报道人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是如何表现的，展示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特之处。当你做完这些描述后，回头数一数你文章中形容词的数量，试着用对动作的描述来替换一些形容词。民族志作者越是用行动来描述人物，读者的阅读体验就越丰富。当然，有些形容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展示”会占据更多额外的篇幅。过多的深描会使文章变得冗长乏味，有些地方直接说出来比展示出来更可取。通过让角色具有行动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出可见的角色，但不要陷入冗长的描述中，这样会分散你的叙述主线。在具体细节和叙述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但要让你研究中的人物有机会在自己的世界中行动，让他们成为引导你阐释性分析的地点和事件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