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当我刚开始构思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做过一个小的调查：我列出自己喜爱的几个作家，想知道他们是从自己的第几本书开始渐入佳境的。
“第三本！”我既得意又懊恼地把这个发现告诉一个朋友。“要不然你跳过前两本，直接从第三本写起？”他建议说。
这当然是玩笑话，但这些年我的确会忍不住去想自己的第三本书将是什么样的题材和长度。有时它离我那么近，仿佛唾手可得，有时我又觉得它遥远极了，尤其是在一些困难和失望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并不算太少。
当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第三本书将和美国有关时，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国家已经被太多人书写，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时代，而他们中不乏地球上最伟大的作家。似乎再多一本，也只会是陈词滥调。
然而，疫情发生了，随之涌现的风暴让很多久居此地的侨民、甚至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对周遭感到陌生。我就是在这个独特的时期开启了走遍美国的行程。在旅行被认为是禁忌的二O二O年，我去到了美国三十多个州，并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继续拓宽地理和认知的疆域，同时也一再地故地重访。后者对我来说是新的体验。
以风雪和严冬闻名的芝加哥和我过往熟悉的生理体验截然不同，却宿命般以一种无比温暖的姿态接纳我这个过客。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有机会用一种置身其中的视角观察美国广大的腹地，而不是站在东西岸的制高点上俯视它。如果不是这座城市，这会是一本完全不同的书。
所以，我想把这本书献给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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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之行像是一块强力磁铁，把所有人都吸了过来：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极右翼民兵、左翼集团安提法，以及一大群张牙舞爪的记者们。
九月的第一天，当美国大多数地区依然处于炎夏中，密歇根湖西岸的气温已经降到十几度。此时，秋意可能随时出现。从芝加哥出发一路都是晴天，中午抵达基诺沙时天气已经转阴，而且丝毫没有云开雾散的迹象，能从空气中嗅到雨的气息。
市中心的主干道谢里登路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这是总统车队的必经之路。谢里登路的起点其实在芝加哥北城，全长一百公里，一直向北延伸到威斯康星州的拉辛市，基诺沙是这条线上的其中一点。路的名字取自深受芝加哥人爱戴的菲利普· 谢里登将军，他在一八七一年芝加哥遭大火吞噬后成功地维护了城市的秩序。不过这条路本身却常遭司机和自行车手的诟病，甚至被称作“寄生虫”，因为它是由一些头尾并不相连的路段组成。
谢里登路隔开了两个阵营：西侧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东侧是反对者。也有一些在警戒线拉起后才赶来的人，零散地出现在对立的阵营里。一大群媒体聚集在路拐角一个专门圈起来的区域，从那里能拍到总统车队的正面，仅此而已。我从停车的位置走过来，刚好被拦在路的西侧，于是偶然地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站在了同侧。
和专程前往竞选集会的信众不同，本地人以居家打扮居多，仿佛随手拿了一顶印有特朗普竞选标语的红色棒球帽就出门了。一个略显发福的中年男人捎着两个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胡子都还没有长齐的小伙子，其中一个正啃着一个苹果。每当路的另一边传来“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喊声时，男人就会用他洪亮的嗓子回应：“所有的命都是命！”两个小伙像是唱和声一般附和道：“USA ！USA ！”苹果脆片从唇间喷出。
特朗普的女性支持者很容易辨认，她们有两个极端：一种是依然留着八十年代半屏山发型的家庭主妇，发色通常是发白的金色，干枯得像一把稻草；另一种是朋克打扮的女摩托车手，身着皮夹克，头发染成各种不自然的颜色。当一个政治人物能把这两类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处于一条线两端的女性形象召集在一起，你的确无法忽视他的魔力。
一个戴着眼镜的白发老太太从包里取出一面特朗普的竞选旗帜，脖子上又挂着一条星条旗图案、卷在一起的长围巾。她小步跑到警戒线边，迎风展开那面旗帜，风吹开了她的刘海，她如同幼童般露出了愿望得到满足时的神情。
她叫罗妮，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里奇蒙，距离基诺沙一个小时的车程。“我曾经在这里工作，如今我的女儿住在这里。我一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社区，这里的商业因为抗议受到重创，这让我非常难过。”
我问罗妮如何看待路另一边的人。
她突然变得非常激动：“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是本地人，他们根本不懂得基诺沙！基诺沙人都是好人，表里如一，不管是什么肤色。”她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告诉你吧，马上就会有证据出现，证明这群破坏分子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那伙人一样，都是有组织、有资金支持的。”说到这里，她突然向我展开那面特朗普的旗帜：“我们需要美国，我们需要自由，我受够了别人夺走了我的自由！”她的眼眶涌出泪水，脸颊湿漉漉的，就这样停顿了一秒后，她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