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群整合的过程
从人类形成群体聚居以来，一个个群体即因人口增殖不断地扩大，也因此不断地扩张其能够及至范围（也可说是领土或领域）。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生产，粮食有了固定的着落，人口的增殖加快，聚落的领域也加快扩大。聚落与聚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扩张不能不有接触，接触频繁，可随之而有和平的交易，也会有暴力的冲突。资源、人口、技术与观念都可在接触之中，不断地流转于不同群体之间。
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长久以后，可以有相当的融合，以至呈现相似的文化面貌，也有相当的认同感，最后则融合为一个较大的新群体。这一过程在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上，都可归纳为“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个阶段。
经由上述过程整合的新群体，并不会停止扩大与扩张。一个整合后的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的复合体”），也会与四邻类似的复合体，同样经由“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的过程，整合为更大的复合体。单一聚落由这一程序逐次整合，终于可以整合为相当复杂的大型群体。在这种大型的复合体内部进行资源的集散，以及随之而生的社会结构重编组与权力重分配，即形成所谓“国家”的群体，具有抽象的认同与维持群体凝聚性的公权力。
国家可以有诸种不同的类型，包括酋邦、城邦等。一个国家，以其排他的权力特质，以征服、联盟等手段，扩大到其地理条件可以伸展的极限。某一地区只要有了一个“国家”组成，其邻近地区的群体为了自卫，也将组成类似水平的大型复杂群体，亦即组成相当的国家。于是，一个国家出现，也即意味着在同一区域会有若干个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为其竞争者。
“国家”级的群体，因其收夺的资源多而集中，又因其集散资源的功能需要而发展出管理制度，遂使这一级的群体内，可有相当程度的劳务分工，其中即可有一些专业人员，集中心智能力，承袭、创造与增益各种心智活动，包括制度规划、符号规划等项，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内涵。国家的出现，遂是人类缔造文明的重要里程碑。
国家拥有文明的符号标志及符号背后的一些价值观，其成员遂有更为强烈与鲜明的认同感，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对于此前的群体融合，遂面临更为困难的融合。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终会因为文化内涵的“接触—交流—融合”过程，也逐步整合为更大的单位。这一过程也会不断地进行，一级一级地提升其新单位的内涵与外延。这一连串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因为不断地经历了矛盾与整合。
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的单纯聚落，经过这样的辩证过程，终于走向全球性的融合。当然，今天我们还未走到全球融合的整合阶段，但已走到全球各文明单位接触与冲突的阶段。
我曾提出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这里，亦可用两河流域的发展模式呈现上述的发展过程。那一群在两河冲积平原、山地边缘的村落，经由上述的发展过程，一步一步地整合为城邦、城邦联盟、王国，以至巴比伦—亚述帝国，进而形成西亚的古代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由波斯继承，与埃及文化圈及希腊文化圈不断接触，也不断冲突，其经过几乎是西亚、北非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全部古代史。
回到中国的古代史。苏秉琦先生提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认为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区系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来看，苏先生此论都站得住。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区系的假设往回追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小区；更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其实与两河流域的发展过程相似，而且是平行进行的。
这一套假设的发展过程，其历史的推动力何来？以我的浅见，这一模式的历史推动力即在于人类的增殖现象，使人类的聚落不断增大，不断加多，也不断呈现出一代比一代更为密集的聚落分布形态。人类在每一个群体的延续中，集体地创造了这一群体的文化，而每一文化传统必有其特色。另一方面，因群体增大、加多及密集而起的接触中，人类又会因观摩学习而分享彼此的特色，于是各群体文化因为各有特色而开拓出无限的可能潜力，又因不断的融合而尽致地将潜在的可能性发挥为更高一层的精致与细密，从而又开拓出更多潜在的可能。这是文化空间中的辩证发展，与地理空间中群体的辩证发展，相倚相伏，互为表里。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的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梁启超先生此说，亦即上文发展程序的延续。
同样的看法可以施诸欧洲文化圈的发展：希腊古代城邦时代是希腊的西方；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是地中海的西方；中古以后是欧洲的西方；近古是大西洋的西方；近代是世界的西方。
再以这一看法施诸西亚：两河的西亚发展为中东的古代（波斯），伊斯兰教世界是中东古代的扩张。
印度由五天竺的印度，扩大为印度河—恒河的印度，再扩大为印度次大陆的印度，而经由佛教文化的扩散，印度文化圈一度北及中亚，南达今天的印尼，也兼有中国西藏地区至泰国的广大区域。
上述四个大文化圈，在边缘上犬牙相接，彼此进退，构成亚欧大陆上数千年历史的种种悲喜剧。但是论其原型，仍是许多群体间“接触—冲突—交流—适应—融合”的模式。
人类大史剧的下一幕呢？我们应当盼望，世界是人类世界史的世界。
这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本身是演化的，因为其过程不断开展，日趋复杂。但是，这一过程也是“传播论”的，因为各群体之间的交流，即是观念、技术和资源的传播与扩散。这一过程也是“地理论”的，因为每一群体形成时，都在其地理条件与生态条件的影响之下。这一过程也是“功能论”的，因为文化的交流抉择必须与其原来群体的文化体质相适应，组织群体的结构与制度也有功能的需求，而群体扩大为新的群体时，其内部复杂程度增加，群体的调适与整合也必须经由功能的调整，始能融合。
为此，这一简单的理论假设，并不全可由哪一种理论学说，作为解释的基本观念。在分析与考察任何文化与群体的发展过程时，每一个阶段的检验都必须借重各种学术工具，审察各种史料素材的内容，始得一点一滴地重建其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