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诊 断
如果在当时留下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更多时人
对这些诗歌的反应和态度。但文献资料永远无法得出任何可与现代民意调查研究相提并论的结论。从材料中获得的信息仍然只是一些传闻，而且它们也必定来自精英之手。因此，我并不打算对相关信息做全方位的梳理，而是准备详细地介绍一则案例，无论它多么特殊，其主要关注点都是舆论和公众。
达让松侯爵的日记很难提供路易十五时期舆论环境的清晰描述。
的确，他的消息非常灵通。他在1744 年11 月至1747 年1 月期间担任外交大臣，可以从内部了解凡尔赛宫。在以内部人士身份进行观察的同时，他也密切关注着巴黎的事态发展，直到1757 年去世。他在日记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激进观点，这些观点也影响了他对各类事件的看法。他写的《法国古今政府论》（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ancien et présent de la France）在他去世后的1764 年出版，书中指出，他十分赞成一些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伏尔泰。事实上，他对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都怀有敌意，因此，他才会认为1748—1749 年的危机证实了孟德斯鸠不久前在《论法的精神》中发表的关于专制主义的观点。他也十分仇恨莫勒帕，认为他是个“卑劣的廷臣”。此外，他的兄弟达让松伯爵担任战争大臣，仕途顺风顺水，但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地位越来越高，因此心中充满了嫉妒和忧虑。身处权力边缘的他，只能寄希望于事态恶化，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召回权力中心，拯救局势。如此听来，他更像是一位末日预言家，而不是一位价值中立的时代记录者。
但是，考虑到达让松日记的特殊性，如果想要了解1748至1749年间政治精英每周获得的信息有哪些，它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
“工具书”。更为严谨的说法是，它不仅记录事件，还记录了平民百姓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只要是在他看来能够反映公众情绪的信息，比如人们在市场上互相交换的意见，来自公共花园的小道消息，大街上传播的谣言、玩笑、歌曲、版画等等，他都不厌其烦地将它们记录下来。譬如，巴黎罗亚尔宫的花园里有一处言论聚集之地，人称“克拉科夫之树”（tree of Cracow）, 这里的谈话最后也传到了达让松的耳朵里。在拒绝天主教圣事的争论当中，詹森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引发了民众的示威游行运动。对这一事件，达让松日记也有所记载。此外，当时的劳动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警察正在大街上拐骗小孩。他把这个传闻也记录了下来。总之，抓小孩的传言非常奇怪，还引发了大规模暴乱。据他听闻，有人声称国王因罪而身染重症，只有用灌
满鲜血的浴池来浸泡身体才能治愈此病，因此国王下令四处抓人，许多无辜之人为此丧命。国王用血沐浴的故事让警察抓小孩的谣言变得更加可信，也更加令人怒不可遏。
早在1748 年12 月，达让松就已经注意到一股针对政府的敌对浪
潮，他认为爱德华的被捕和对《亚琛和约》的不满是根源。“歌谣、讽刺诗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所有事情都令公众愤怒……在公共场合以及有教养的人群中，我都会偶尔听到一些令我震惊的言论，人们公开表达对政府的轻蔑和不满。爱德华王子被捕事件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
1749年1月，歌曲和诗句继续不断涌现。但一开始，人们觉得它
们太过极端，因而并没有重视。和夏尔·科莱一样，达让松侯爵也认为詹姆斯二世党人是“背后元凶”。然而到了月底，他发现到处都有对政府怀有不满的人。2月份出现了一些新诗句，其中一些非常暴力。如前所述，侯爵拒绝记录这些诗歌的文本。在《亚琛和约》公布之后，他注意到“人民已经开始有发动暴乱的倾向了”，其中大部分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和蓬巴杜夫人，而不是国王本人。然而，到了3 月，路易再也不能幸免，“歌曲、诗词、讽刺性的版画纷纷将批评矛头指向国王”。
物价上涨，税收未能下降，并且据说国王为他的情妇花费了越
来越多的财富——整个春天，公众认为政府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非常不幸的是，政府现如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关于二十分之一税和高等法院开始抵制王权的消息传出后，达让松侯爵注意到法国有重现投石党运动的迹象。他还发现，一些关于蓬巴杜夫人的新歌以及添加到旧曲中的新词也陆续出现，其中一些煽动性很强，以至于让他想起了那些“反马扎然文章”（Mazarinades），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1648 年的叛乱。他称这些诗歌为“反普瓦松诗”（Poissonades），意指它们嘲笑蓬巴杜的娘家姓。达让松把这些“反普瓦松诗”视为叛乱的苗头，甚至是有人企图谋害国王的信号。詹森主义争论的重现使局势在4 月显得更加紧张。这时，达让松侯爵看到了民众起义的真正苗头。这简直就是投石党运动的“重演”，因为高等法院似乎和一百年前一样，正在怂恿人们反对政府。但是，这绝不是法国大革命，革命此时仍旧是不可想象的。侯爵并不支持高等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会因为二十分之一税而失去很多财富，因为该税种规定，法官们的财产将不再享有免税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直白地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而是打着保护人民利益的旗号反对收缴二十分之一税，这种做法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在百姓眼中，高等法院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此种情况下限定国家的利益。当高等法院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民众，而非为了一己之私时，它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现在回想起来，达让松侯爵的担心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今天的我
们知道，巴黎高等法院在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抗议运动之后便认输了，对二十分之一税的抵制也转为对教士的抵制，而教士又通过某种方式将他们所受到的抵抗情绪淡化，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国家财政的结构性不稳定越来越严重。达让松意识到，这些因素的每种组合都将使国家在此阶段末期土崩瓦解，比如一场耗费巨大的战争所带来的沉重债务、政府改革派对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一种激进新税的计划、高等法院的反抗以及街头暴力。他还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公共舆论。虽然公共舆论并没有打破1749 年的平衡局面，但是在1787 至1788 年，它将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