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中的《立论》，是我最喜欢的鲁迅的散文之一。上课教“五四”时期的散文，只能选几篇。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梁遇春《“春朝”一刻值千金》、梁实秋《男人》《女人》等等。鲁迅的散文我只选《立论》。要是能多选几篇，我还会选《灯下漫笔》《论人言可畏》《死》等等。但只能选一篇的话，我就选《立论》。这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为人处事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说实在话，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
《立论》是故事套着故事的结构，说的是课堂上老师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讲的一个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老师的结论是：“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1］
说真话的要被打，说谎话的得好处，这个现象的确到处存在，外国有，中国也不少；学校里已经有了，社会上就更多；你的地位越高，碰到的处境……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鲁迅在这里悄悄偷换了概念，说“要死的必然”，是指死亡是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是真实。但是，真实和真诚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情。说出事实和真理，有时需要真诚和勇气，但真诚地说话并不必然要表达事实和真理，真诚是主观态度，真实是客观存在。有时候说话人很真诚，相信自己说的话。比方我们说祝愿家人幸福、长寿；或者教徒祷告，相信上帝，他很真诚，但说出的未见得是真理和事实，但这不妨碍这位教徒是在很真诚地说话。所以中文里的“说真话”，有两个意思，真心地说话，或者说出事实、真相、真理。两者可以共存，也可以分开。
回到故事，小孩满月时，人们主要是进行祝愿。这是一个礼节，礼节最主要的是要真诚，而不一定是真实。说升官发财的，如果是真心祝愿的话，那无可厚非。每年过年大家都说：“恭喜发财，新春快乐。”总不能拜年拱手说：“哎，你这一年总会有不快乐，你这一年不一定发财。”虽然说的可能也是事实，但是何苦呢？真诚就好了。说小孩会死，虽然是必然事实，但是人人都知道，所以也是废话，除非你是急诊室医生，人家来看病……
鲁迅在《新秋杂识（三）》里说，花其实也是植物的生殖器。仔细想想，花是植物的生殖器，这是科学常识。但是各位，情人节或者生日的时候送花给朋友、恋人，千万不要补一句说：“来来来，送你一个植物的生殖器……”虽然说的是真实的，是真相，但后果会很糟糕。
鲁迅在“杂感”中悄悄偷换概念，将世俗礼节上的真诚，与科学政治上的真实、真理混为一谈，却巧妙地带出了三个极严肃的问题：
一、什么是真话？
二、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或者不应该说真话？
三、为什么说真话的受罚，说谎的有奖？
“真话”代表真诚地说话，也代表说出事实和真理。一般说来，真诚是真实的基础。但有些场合，对小孩来说，对教徒来说，对恋爱当中的人来说，对世俗社交礼仪来说，真诚就好了。而对于那些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来说，如何评判他们的是非功过呢？假设他们的思想理论违背事实，违反真理，且带领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自己当时很真诚、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些事后看来是荒谬的理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尺度。要是的话，他们就还是理想主义者（也许是失败的悲剧的理想主义者），依然会有人对他们表示尊敬；反之，要是他们当初连真诚都没有的话，那么，从头开始，他们就仅仅是一个权力玩家而已。
所以真话的两个层面—真诚与真实，鲁迅非常看重前者。他在《破恶声论》当中说过：“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鲁迅后来一直批判“伪士”，就是那些虚假的人。“迷信”，在这里倒是一个正面概念，它指的不是封建迷信，而是痴迷信仰，是“形上之需求”。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对一个观念、信仰痴迷，这个可以有。“伪士”则是他一生憎恨的对象，尤其是为官方说假话的知识分子，比一般有劣根性的国民更坏。
鲁迅一直认为中国国民性的毛病在于普遍的虚伪，由普遍虚伪带出的问题就是前面讲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应该说真话？比方说室友买了件新衣服，或者剪了个新发型，你假如觉得好看，说真话无妨。既是事实，又是真诚。但如果你觉得不好看，你告诉她事实（你的感受），虽然你很真诚，但她可能不开心（可能损害你们的关系）；你不告诉她你的感受，甚至骗她说好看，就不真诚，她可能开心，但是违反了事实（你的真实感受），你就成了“伪士”。怎么办呢？
这种事情，我们天天碰到，常常碰到。个人认为，有两个标准，来决定你要不要说真话：
第一，关系越好，越应该说真话。关系越淡，就越不容易说真话，通常只要顺着那人，或者和你无关的人说下去即可，头发如何，衣服怎样，你说话，其实会有意无意地寻找对你最有利、最不会得罪人的方式。讲深一层，这就是从利益而不是从原则出发。说真话（真诚地说出事实）遵循的是道义原则，而不讲真话，常常是因为某种利害关系。古人总结得很精辟，就是义和利。对友人亲人要讲真话，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既是义，也是利。在大部分的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政坛、商界或各种上下级关系中，趋利避害则是讲不讲真话的重要考虑因素。
当然，关系再密切，即便亲人之间，分寸底线也很重要。全说真话吗？不妨试试看，最亲密的人之间，子女和父母之间，男女夫妻之间，要是什么事情都按照“只要这是事实”的原则表达，他送你花，你就说“为什么送我生殖器？”看看会怎么样？
这其中的规律是，社会性的缺点可以谈，生理性的问题要少说。同样一个事情，可以说“哎呀，这条裤子啊，你穿太长了”，但千万别说“你的腿太短了”。
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关系越近，感情越好，彼此越容易说真话。因此不说真话，不顾事实，只说好话，反过来可以证明说话双方不是真的朋友。“利”的考虑越多，“义”的成分越少。亲人朋友之间重要的是情义，牵涉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就是“道义”。鲁迅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把说不说真话的问题，从日常生活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人性趋利避害，一般都喜欢听好话。尤其是有钱有权的人，常常分不清好话与权钱之间的关系。特别在专业领域，人更应坚持道义说真话（因为不只是关乎两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层级秩序中，“任人唯贤”是欢迎真话（哪怕听的时候不太舒服），“任人唯亲”是爱听好话（假定身边都是亲友），“任人唯忠”是不许说真话（不忠的人说的大都是假话）。殊不知只说好话假话者，本身已经“不忠”：既不忠于道义，也不忠于自己。为什么“说真话的受罚，说谎的有奖”，因为把“忠”的对象弄错了，不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而是忠于某一个人。
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或者不应该说真话？除了考虑关系亲疏，专业性也是重要因素。比方有人问我是庐山好看还是黄山美丽，我可以即兴直言，或者看看语境看看对象，看怎么说话得体。但如果学生问我有关鲁迅和梁实秋的争论，我就应该说出我的学术看法，不应察言观色。人对自己的专业尤其应该说真话。
回到鲁迅《立论》的语境，假如说客人当中有医生，如果他看到小孩脸色不好，他就不应该只是恭喜发财，而是应该提出建议。从专业道德角度讲，医生、律师、教授，或者国家统计人员，因为利益的考虑，不说出他看到的真实，也许一时可以使病人、客户、学生、领导高兴快乐，但长远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我听过一个智慧体温表的故事。说某人脾气不好，量体温一不合心意，就会把体温表给摔掉。久而久之，AI体温表学聪明了，不仅测量体温，也测量心情。你想逃课的时候给你温度升高，你想泡妞的时候给你温度降低，主人非常喜欢。我们大家想想看，假如我们的同事、朋友、下属也跟AI体温表一样，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呢？
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专业考虑又不只在一个数据，医生除了诊断病情，判断癌症第几期，他有时还要兼顾病人的心理健康、承受能力。
鲁迅在《坟》的后记里说过，他不全部说出真话，怕影响青年。这好像有点儿超越了文学家的天职，加入了政治家的考虑。很多时候我们的智慧不够、能力有限，看不到事实和真理；但有些时候大家其实是很清楚事实是怎么回事的，不是看不到，而是没法说、没人说。
我参加过一些会议，会上有些方案计划，其实大家都不怎么赞成。想说真话吗？你看看旁边前后左右，张博士刘教授平常都是多么聪明的人，人家为什么不说，人家傻瓜吗？这总有道理吧，要你着什么急呀？
回到鲁迅这篇文章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说真话明明对社会有好处却要受罚，而说谎明明害了社会，但反而有奖？假如那个聪明的体温表这时候听到这个问题，他就会说，“报告许老师我知道，因为如果我报了真实体温，我就会被摔掉。”
我考华东师大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许杰先生，他是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原来华东师大的中文系主任。那时他还住在一个平房里，在他家门口，我看到里面出来一个老人，六七十岁，头发蓬乱，衣服破旧，而且不合身。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出门的时候，“咔嚓”一声往地上吐了很浓的一口痰，之后用脚把它擦掉，然后慢吞吞地走了。
我很奇怪，我想许杰教授、大作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客人？进去就问起了刚才那人。许先生说那是50年代一个老学生，多年不见了。反右时他站出来为老师说话，说老师不是右派。后来，这个学生也被划成了右派，流放青海劳改，中间又坐牢、结婚、离婚，折腾了几十年。现在—80年代初—平反改正了，当时找许先生想调回江浙，他其实才四五十岁，已经老成这样子。许先生说他看到后很难过。
前些年，华东师大中文系成立校友会，我和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孙颙，被推为杰出校友并发言。发言中我讲了许先生这位学生的事情，我说他才是我们中文系的杰出校友。
读《立论》使我想起一句话：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一个惩罚说真话的社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