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行，初游京洛
户籍和风评，挡住了李白的前途，难住了绵州昌明县数一数二的富商李客。[ 关于李白户籍的研究参见日本学者笕久美子的研究文章《李白结婚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关于李白的父亲李客的商人身份，自陈寅恪于20世纪30年代揭示后，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
（《文学遗产》1962年第427期）、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韩维禄《也谈李白的经济来源：对裴斐〈李白经济生活探源〉一文质疑》［《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都持此说，如：麦朝枢认为李客经营的可能是贩卖、采冶铜铁产业，李白到江南活动是继续他们家族的商业经营；郭沫若认为李客是从西域迁移到四川的富商，在长江沿岸有货栈等。本书对李客的叙事综合上述研究观点，并参考近人李家烈的研究，见李家烈：《李白的经济来源考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10—17页。
]
进入开元三年（715年），李客的长子李白十五岁[ 本书人物年龄都采用古人计算虚岁的方法，出生即为一岁，过年后为二岁。同时书中具体涉及的月、日都为农历的月、日，与公元纪年的月、日相差约一个月。
]了，他显露出超出一般少年的诗文天赋，得到县乡一些文士的称赞。有几个亲友觉得，这个少年既然擅长诗文，以后说不定能为官为宦，光大李家门楣。李客见多识广，自然知晓官员的威风，不要说刺史那等大官，就是一个小县令也有权有势，可以更好地维护家族的利益。如果李白能在朝廷当上大官，那就更了不得，整个家族都可以靠着这一棵大树发达起来。
可了解李家底细和科举制度的人却连连叹气，觉得可惜了李白的文采。
要知道，士、农、工、商虽然号称“四民”，都是良民，可朝廷历来重视学文弄武的士人、耕田栽桑的农夫，而工匠、商人颇受轻视。工匠、商人的孩子无法如士人、农家子弟那般进入各级官府设的县学、州学、国子监及宫廷的弘文馆、崇文馆当学生，无法以官学保送的生徒身份参加科举考试。
另一条通向科举的路是作为本州的贡士参加进士、明经考试。朝廷规定，官学以外的人才如果“明于理体”，而且才德为“乡里所称”[ ［唐］李渊著，韩理洲辑校编年：《唐高祖文集辑校编年》卷三《令州县举人敕》，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即才学、德行为户籍所在地士人、官员所认可，由他们出具保荐书可依次参加县、州组织的解试，由刺史选定一至三人作为本州的贡士。每年十月，本州的刺史自己或者委派官员充当朝集使，带着贡士和本州的贡品一起去京城接受皇帝的检阅。次年春，贡士与官学选送的生徒一起参加尚书省组织的省试，如果考中，就成为及第进士，获得当官的资格，即成为可以参加吏部铨选的选人，通过铨选即会被授予官职。
朝廷禁止工、商子弟参加解试，工、商子弟即便努力自学，满腹诗书，也无法得到县乡士人、官员的保荐，无法参加县、州选拔贡士的考试。就算是士人子弟，如果行为不端，在乡里风评不好，或者曾经犯罪被处罚，都算是德行不佳、名实不副，也不能成为贡士。如果贡士的户籍、风评有问题，朝廷会追究保荐人、州县考官、刺史的责任，给予停职、贬黜等处罚。因此，州、县各级官员，以及乡、里的士人都很注意报名参加州、县解试的文士的户籍资料、家庭背景、民间风评，避免考生户籍、身份、德行争议等问题牵连自己。
李客晓得入仕的巨大好处，可打听了科举对户籍身份、乡里风评的要求，真觉得为难：朝廷明确规定，工匠、商人之子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唐六典》记载，当时朝廷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见［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74页。有关研究参见阎琦：《关于李白的户籍、婚姻及科举的余论》，《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1993年，第187—194页。
]，不得入仕。李客是全县皆知的富商，而且，他十年前携家带口迁到昌明县时，连可信的户籍资料都没有，家族来源不明，他家的人注册户籍时只有以下几种选择：一是注册为在本州、本县市场交易的商贾户籍，即“市籍”；二是注册为前代罪犯后代的户籍，即“杂户”；三是作为外地的行商单独登记在“附籍”中，与本地良民的户籍大不相同。这三种户籍的人都没有资格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另外，他家以经商闻名州县，是本地有名的富商大贾，连私下拜托官吏做假户籍资料蒙混过关都没有可能——如果作假，一旦有仇有怨的人向朝廷检举，稍微询问一下县乡民众，就知道李家从搬到昌明县起就是有名的富商家庭，绝非士族。
这就是李家的情况，身家不怎么清白，来历不怎么清晰，不是乡里称颂的官宦世家，而是闻名一方的富商。商人虽然比奴婢、家仆、乐人等贱民的地位高，可一样无法参加科举考试，难以入仕。他家比一般的商贩、工匠富有得多，在长江沿岸几个大城市都有货栈，和州县的官吏也常打交道，能攀点交情，可毕竟还是商人，比起州县里出过进士、官员的几个大家族声势要弱。
花钱也无法解决户籍这个大难题，让李客沮丧了一阵，颇为儿子的出路担忧。而十五岁的李白依旧是少年心性，他爱好广泛，容易冲动，最近两年羡慕诗文中记述的侠客行径，喜好跟人练习剑术，常常与县里喜好剑术的少年一起去游览、打猎，去各处探幽访胜，拜访剑客、隐士、道士等各方高人，想长大后游走四方，快意恩仇。
年初，李白去紫云山游玩时，有个道士夸他根骨特异，若是修行，一定能成仙，长生不老，也不知此人是真的慧眼识珠，还是拿套话取悦富家子弟。他还认识了一个名叫元林宗的少年，这个少年是仕宦家族子弟，自小热衷修道，随峨眉山的一位道士修行，四处拜访高人。李白与元林宗都个性豪放，彼此投缘，元林宗还教他用笙吹奏道教的曲子。可惜不久之后元林宗就随师父去他处了，二人只能靠书信通问。
从此，李白对修道之事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李白的诗文明确陈述他十五岁的经历，如《赠张相镐》云“十五观奇书”，《与韩荆州书》云“十五好剑术”。他对修道的兴趣，也在诗中有所陈述，如《凤笙篇》自述“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感兴八首·其四》自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西山”指昌明县西南四十里外的紫云山，那里的一位道士的启蒙让十五岁的李白对道教有了兴趣。“玉童子”疑即元林宗（元丹丘），他们十五岁相识。
]。他时而想当剑客，时而想修道成仙，举棋不定。
一天，李白听人说，梓州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长平山安昌岩有个叫赵蕤的隐士，正在撰著一部叫《长短经》的奇书，分析如何以谋略辅佐君王称王称霸、治理天下。李白决定去拜访这位高人。
五十多岁的赵蕤在梓州是个奇人、名人，他和妻子在安昌岩隐居多年，名气越来越大，州郡官员曾举荐他入京参加制举之类的考试，皇帝也曾召他入京，他都拒绝了，说自己不愿意当官。这位赵处士出名以后，附近州郡常有学子前去拜访他，跟从他学习。
郪县在昌明县以南两百里（唐代一里约合今450米），骑马走快点两天就能到。李白在友人的引荐下，寻到安昌岩，恭敬地拜见赵蕤，呈上自己之前撰写的诗赋文章和礼物。赵处士与李白寒暄之后，阅读他呈上的诗文卷轴，觉得他才气不凡，诗文俱佳，又会击剑，不由得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侠客梦，十分感慨，对他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练习剑术、如何在长安求仕的旧事。
赵蕤年轻时也有当侠客的雄心，后来才折节读书，学的是战国谋士们擅长的纵横学。他曾经游学长安，抄写一些著作带回来，融会贯通之后，前几年开始汇集儒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等各种著述“抄撰”——边摘抄前代著作提及的史事、言论，边分析和总结其中的道理——《长短经》，论述识人之术、理政之术、权变之术、用兵之术、阴谋之术等，目前已写了十几万字，快有十卷了。《战国策》又名《长短》，赵蕤以《长短经》为书名，是“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是为了让读者在类似战国七雄纵横、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样的变乱时代能以所学之术“扶颠定倾”，清平天下。
两人交谈之后颇为投缘。李白觉得赵处士确有学问，且与自己之前所学大为不同。李白第二次去拜见赵处士的时候，送上一份厚礼，说自己愿跟从赵处士学习谋略，赵处士答应了。赵处士虽然比李白大四十来岁，却不让李白拜他为师，说以友人身份相处即可。他让李白在自家的空屋子中住下，每日跟从自己学习。
赵蕤每天讲解一段《长短经》中的内容、历史背景，李白一边抄写，一边听他讲述历史上帝王、英杰的故事：姜尚如何协助周文王谋划伐商；管仲如何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雄霸天下；晏子如何在内外危机中随机应变；张良如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诸葛亮如何帮助刘备父子统治蜀地；王猛如何助苻坚成就霸业；谢安如何潇洒地对抗前秦、安国定邦……李白无限神往，觉得自己如果能遭逢明主，也可以如这些先贤一般匡时济世，建立一番不朽功业。
李白从赵蕤这里听到了京城的不少旧事，也知道了一些科举之外的当官门径——比如可以到京城献赋、献书给皇帝，如果得到赏识，就能获得选人身份（参与铨选当官的资格），甚至直接被任命一官半职，一日之内名满京华。他读过《史记》《汉书》，当然知道当年司马相如就是因为写《子虚赋》《上林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才当官的。
跟从赵蕤学习了将近一年。开元四年（716年）年初，李白觉得自己已经基本掌握了赵氏学问的核心，晓得如何辅佐明君任用人才、如何应用谋略攻伐取胜，应该到俗世中去闯荡闯荡了。他想去拜会名流、官员，树立名声，如果能一鸣惊人就更好了。赵蕤也支持李白这样做，他觉得李白既然身为商人子弟，难以走科举的路，就应该到益州乃至京城拜会高官、名流，树立自己的名望，好寻求得到高官举荐参加制举乃至直接奏荐为官的机会，就算一时难以成功，能去见识一番也是好的。当然，如果靠献赋得到皇帝赏识，更是捷径。
少年李白雄心勃勃，觉得自己的才华不输司马相如，获取功名富贵对自己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自己完全可以如《长短经》中《钓情》一篇讲述的方式探知君主、贵人的隐衷，投其所好，扶摇直上。
他听说当今皇帝喜欢狩猎，精通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等技艺，在秋冬时经常与几位兄弟去长安周边的原野骑马射猎。先天元年（712年）、开元元年（713年），皇帝各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大猎。这是朝廷重要的礼仪活动，从事先的准备到具体过程的实施，从获取猎物到狩猎结束后猎物的分配、赏赐，都有一套完整的礼仪。李白便针对皇帝的这一爱好，精心撰写了一篇《大猎赋》[ 本书对李白诗文的编年主要参考今人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以及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日本学者笕久美子著《李白年谱》（王辉斌译）、吕华明等撰《李太白年谱补正》等，并参考近年有关研究，部分诗文的系年出自本书作者的判断，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想带去京城，献给皇帝。他在这篇赋的序言中称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里的楚国不过千里，《上林赋》中的西汉皇家猎苑周长才数百里，当时的人以为“穷壮极丽”，可本朝的地大物博远胜汉朝，自己写作的是一篇与众不同的赋。他想象皇帝以天下为狩猎场所，犹如神灵一样“斩飞鹏于日域，摧大凤于天墟”，足以震慑四夷。
他觉得，自己这篇《大猎赋》描述的才是真正的大猎，皇帝以天下为猎场，而自己也即将展开个人前途的一场狩猎：以诗赋为饵，猎得皇帝的关注，得到为官的机遇，匡君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