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触屏版

7世纪的644年，中国正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天下。他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就为了三十年前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三十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

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进攻，速战速决。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但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徵——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他，他决心打这场仗了。

645年3月，他要出发了，他留守后方的儿子很紧张，哭了好几天。后，送他行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衣服对儿子说：“等到下次看见你，再换这件袍子。”——衣服都不用换季，仗很快就会打胜的。

5月，唐朝的大军打到了辽东城下，辽东是现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城，血战以后，攻下了辽东城。6月，已进军到安市（辽宁盖平县东北）。高丽动员了十五万人，双方展开了恶斗，后高丽打不过，就决定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断绝人烟，使唐朝军队无法就地找到补给。就这样的，战争拖下去了。

夏天快到了。唐太宗还穿着原来的袍子，不肯脱下来。7月过去了，8月过去了，储存的粮食快光了，东北的天气也冷了，唐太宗的袍子也破了。新袍子拿来，他拒绝换，他说，将士们的袍子也都破了，我一个人怎么穿新的？后，只好撤军了，9月在撤退里度过、10月在撤退里度过，11月才回到幽州，到幽州的时候，所有的马，只剩下五分之一了。

唐太宗很痛苦，他换掉了旧袍子，可是换不掉旧的创痕。魏徵要是活着，就好了，他想。魏徵活着，就会劝他别打这场仗。他派人到魏徵坟上，新立了一座碑。把魏徵的太太儿子找来，特别慰问他们，表示他对魏徵的怀念。

他在幽州，盖了一座庙，追念这次征东而死的所有的将士，他们的死亡，是为国尽忠而死，死在家乡以外。他们的死亡是叫人心恸的，他们的身世是可怜的，这座庙的名字，应该表达出这种意思，唐太宗后决定，这座庙，叫做“悯忠寺”。

寺里面，盖了一座大楼，叫悯忠阁，立了许多许多有名的和无名的纪念牌位，阁盖得极高，高得后来有一句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表示它离天那么近。

一千年过去了。一千年的风雪与战乱，高高的悯忠阁已经倒塌了，但是悯忠寺还凄凉地存在着。

悯忠寺刚盖时候的北京旧城，早就没有了，原来旧城的范围，也没有古迹可寻，留下的纪录，只能追溯到10世纪的辽朝。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12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它把北京城重新加大。在辽朝盖的城外面，盖了一个大四倍的城，把它套在里面，这时候的悯忠寺，在金朝的北京城里，位置就偏向东南。13世纪，元朝又灭了金朝，又重新盖了北京城，这个城，整个地朝北移动了，金朝的城，只有东北角的一小部分并到元朝的新城里。这时候的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14世纪，明朝赶走了元朝，又重建北京城，整个地朝南移，盖了一个方形的城，并入了元朝旧城的三分之二。这时候的悯忠寺，还是在城外面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一百年前近了。到了16世纪，大臣告诉明朝第十一个皇帝说，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了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于是皇帝在1550年，叫一个奸臣严嵩主持，在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东西比内城宽一点，南北比内城短一半。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就这样的，四百三十多年下来，直到今天。

1550年外城盖好的时候，悯忠寺正式重圈到北京城里来。过了九十四年，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在辽水流域的满族，统治了汉族的中国。又过了八十六年，清朝的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1731年的时候，想到了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后，清朝的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也亲来这里，并且亲题写了“法海真源”四个字，刻成匾，挂在这庙里。

又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法源寺的附近，已经多了人烟，也多了寺南的义地和荒冢，许多从外地到北京来的人，死在北京，不能归葬的，都一一埋在这边了。那时候不流行火葬，人死后连同棺材运回家乡，很不简单。他们生时不能回归故乡，死后埋骨于此，总希望有点家乡味。所以，这些坟地也分区了，江苏人埋在江苏义地、江西人埋在江西义地、河南人埋在河南义地，不能明显分区的，也有许多义地可埋。至于能够归葬的，都先把棺材停在庙上，在庙里的空房，摆上长板凳，棺材就放在上面。有时候这一放就放得很久，甚至没人再过问。有的棺木不好，会生虫子、出恶臭，庙里的人，也只好一再用厚漆漆它，漆不住的，也只好就地处理，沦入荒冢了。

就这样的，北京的寺庙就成为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寺庙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以外，他们的重要职务，就是代人们生前解决人神问题、死后处理人鬼问题。

不同的是，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庙里，有它特有的悲怆气氛。其他的寺庙，兴建的原因大多比较单纯，像隆福寺、法华寺，只是明朝皇帝应太监的请求，为了弘扬佛法，就盖起来了；像护国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托[1]、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宅邸，就宅邸一改就完成了。法源寺却完全不一样。它从唐太宗死前四年盖起，目的就是追念为中国而死的先烈与国殇，它的悲怆气氛，从它原始的“悯忠”字样就已表露。北京的寺庙名字，柏林寺、贤良寺、普济寺、广化寺、宝禅寺、妙应寺、广济寺、崇效寺、龙树寺、龙泉寺等等，都没有悲怆的意味，嵩祝寺、瑞应寺、大庆寿寺、延寿寺等等，甚至还洋溢着一片喜气。只有悯忠寺，它一开始，就表露了阴郁与苍茫。它日后的历史，也一再和这种气氛相伴。在它兴建后四百八十年，一个亡国的皇帝被关到里面，那是北宋的钦宗，他有着可怜的身世，他的父亲徽宗，艺术家的成分远多于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后，丢给了他，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亡国了，然后做了三十一年的囚犯。在悯忠寺，他回想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痛苦凄凉的岁月。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钩，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地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你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地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太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地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问：“可能吗？看你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太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地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见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佘法师也不在了。佘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岁。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佘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佘法师八十冥诞，庙上一定有纪念仪式吧？”

“设了一个礼堂，大家行礼。这几天我从学校过来，住在庙上，一来帮忙照料，二来也清净几天，好好想些问题。正好碰到康先生来庙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这次从青岛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励准翰林请我吃饭，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变我出亡上轮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佘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

“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

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佘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槎丫，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盦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佘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地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我前后两次坐牢，所坐皆为“非其罪也”的冤狱，但达观博识之下，发现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2]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但它自己，只是一本小立体。

第三，你没有敌人了。你的敌人把你关起来，就是把你和他们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不再听到他们一声声同样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们查问，背后不再有他们跟踪，你开始落得清静。

第四，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他们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面探望一个得传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对双方都是解脱。你刚坐牢的时候，他们有的会来看你一次，也只是一次，以后，他们不再好奇了，一个人到动物园看过斑马以后，可以十年无须再看斑马。所以那次来看你，不是来探望，而是来了清心愿，或来永别。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在胆小的朋友中，是伤人心少的。

第五，你没女人了。坐牢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风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坐牢而一笔勾销。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迅速的动物。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变成一物一职，倒蛮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

在牢中术语，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却叫“二进宫”。我在“二进宫”六个月里，除了见了“汝清”、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们我都没见，唐德刚、张坤山、陈晓林、李昂、许以祺等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许以祺有一篇《“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颇能知我，全文如下，用做我牢狱生涯的总结：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计程车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二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的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次。此后他再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作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魏京生、刘青；也只能以“冷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怕只有神才有。他说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多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下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2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曝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

^{^[1]}脱脱（1314—1355年），元朝丞相。

^{^[2]}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