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我们B1全班都紧张到发抖：因为老师们快要开大会了。大家都在猜想谁会升级，谁会不幸地留级。
坐在我们后面的那两个滑稽的家伙——韦姆和雅克，我和梅爱朴·德容都受不了他们了。他们的注意力丝毫不在美好的假期上，而是从早到晚地在打赌“你一定能升”、“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算是梅爱朴的恳求和我的盛怒也不能让他们暂时关闭话匣子。
照我看，全班四分之一的人恐怕是无法升级的。每个班总会有那么一些笨鸟。不过老师的心思可是全世界难捉摸的。某些笨鸟说不定就阴差阳错地撞了好运，顺利升级。
对于我自己和我的女朋友们，我一点都不担心，相信我们都能过关。虽然对于数学还不太肯定，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候。期待结果出来后，我们一起庆祝那胜利的一刻吧。
我和我的老师们都相处得很好。我们共有九位老师，当中有七位男老师、两位女老师。年纪较大的数学老师——开普托先生，一直对我感到头疼。因为我很喜欢讲话，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住了。他罚我以“话匣子”为题目写一篇作文。“话匣子”！这该怎么写啊？我假装镇定地把这个题目写在笔记本上，心里想着，一会儿再来对付它。
那天晚上，我完成了其他家庭作业，眼光落在作文题目上。我咬着水笔头，琢磨这个作文，要是乱写一些废话，然后再把字写得很大，字与字之间的空格也拉开很大，那这个任务简单极了，很快就能完成。可难就难在如何去充分证明讲话的必要性。想着想着，突然灵光一闪，把自己所想的洋洋洒洒地写了三页纸，畅快极了。我的论点是，爱说话是女性的特质，我也愿意尽力克制，但要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妈妈和我一样喜欢说话，可能我妈妈比我还要厉害，遗传的性格怎么可能轻易被改变呢？看完我的作文后，开普托先生捧腹大笑，可当我在下一堂课上照旧说个不停的时候，新的作文题目又被布置下来了。这回是“无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又把这篇作文交给了他，开普托先生在接下来的两节课中，没有抱怨半句。可是在第三节课上，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对全班宣布：“为了惩罚安妮总在课堂上说话，她要写篇题目为《呱呱呱，鸭嘴太太叽喳喳》的作文。”全班哄堂大笑。我也只好和大家一起笑，心里却在担心这个作文题目。我才思枯竭了。总得写点别的东西，写些有创意的东西。我该怎么应对？幸运的是，我的朋友桑妮擅长写诗，她答应帮我用诗歌的形式来完成这篇作文。我高兴地蹦了起来。开普托先生想用这么愚蠢的题目让我出洋相，我应该还击，让他成为班上的笑话。
写好的诗，真的太完美了。内容讲的是一只鸭妈妈、一只天鹅爸爸和三只小鸭子的故事。因为小鸭子太喜欢讲话了，后全被爸爸啄死了。多亏开普托先生看出这只是个玩笑，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地朗读了那首诗，还对它大加赞赏。之后还给其他班的同学读了。
从此以后，开普托先生上课不再禁止我讲话了，也不再给我另加作业，其实他一直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星期天到现在，这段时间飞快地溜走，仿佛过去了好多年。近发生了太多事情，我的世界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还活着，凯蒂，这是重要的，爸爸是这么说的。没错，我确实还活着。但请别问我在哪儿，怎样活。你肯定对我说的这些话感到困惑，一头雾水，那就让我从周日下午发生的事情开始跟你讲起吧。
三点钟（哈里刚走，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前门门铃响了。我那时正懒洋洋地躺在走廊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响。不久，玛格特出现在厨房门口，她看起来非常激动。“党卫队给爸爸下达了招集令，”她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找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先生是爸爸的朋友，公司的同事。）我十分惊恐，招集令？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监狱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爸爸会遭此厄运吗？“他一定不会去的。”玛格特肯定地说。我们一起等着妈妈回来。妈妈去和凡·达恩一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秘密藏身处。凡·达恩一家会与我们一起走，我们两家共七个人。屋里一片寂静，我们都说不出话来了，心里惦记着爸爸，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样了，他当时去了乔德赛·恩瓦利德（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也不知妈妈那边怎样了，炎热加上心头的不安，这一切让我们非常难受。
突然门铃又响了。是哈里！“不要开门！”玛格特把我拦住。随后听到妈妈和凡·达恩先生在楼下跟哈里说话，我们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屋了，随手把身后的门关上。每当门铃一响，我和玛格特都会猫着身子看看那是不是爸爸，如果是别人的话，都不给他开门。
凡·达恩先生想和妈妈单独谈谈。于是玛格特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当我们两人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那份招集令并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更让我害怕了，忍不住哭了起来。玛格特才16岁，他们真要把这个女孩单独带走吗？“但是她不会去。”妈妈亲口这么说。爸爸跟我说我们要藏起来的时候也肯定是这个意思。
可我们往哪儿躲呢？到小镇还是小乡村？是大房子？还是小村屋？何时？怎么走？在哪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允许我去问，可我就是无法不去想它们。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要紧的东西装进一个书包里。我装进去的件东西就是这本日记，接着是卷发棒、手帕、课本、梳子、以往的信件。我收拾着这一件又一件妙不可言的物品，想着我们就要离开这里躲起来了。但我并不难过，对我来说，漂亮的衣服远不及回忆重要。
五点钟左右，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库菲尔斯先生打了电话，问他晚上能否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是爸爸的老朋友，从1933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共事，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是。梅爱朴过来装了一些鞋子、袜子、外套、大衣和内衣带走了，并说晚上会再来一趟。周围都静悄悄的，大家谁也没心思吃晚饭，天气不算太热，屋里的气氛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位名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他三十几岁了，是个离了婚的男人。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他好像特别闲，一直赖着不走，直到十点。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又来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大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离开。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尽管我知道这会是在自己床上睡觉的后一晚了，但是我仍倒头就睡，直到次日早上五点半被妈妈叫醒。幸好气温不像星期天那么热。暖暖的雨下了一天。为了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些衣服，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穿着，像是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没想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我穿了两件背心、三条短裤、一件上衣，还在外面穿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天穿的风衣，两双袜子和一双系带的鞋子、另外还戴上了毛线帽和围巾，等等。还没出发我就快被闷死了，可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将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先走了，即使到这时候我仍不知道我们的秘密藏身地在哪儿。七点半，我们关上了身后的门。我的小猫咪，莫蒂，是跟我告别的生灵。我们在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写到拜托他将莫蒂送给邻居，相信它会跟邻居过上好日子的。
厨房里留给莫蒂一磅的肉，搁在桌子上的早餐用具，被扒得光秃秃的床，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我们狼狈离开的印象。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一心只想赶快离开，只想着赶快逃走并平安抵达目的地。
明天再继续。
你的，安妮
1942年12月10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凡·达恩先生以前是经营肉类、香肠和香料生意的，他在这个领域是个专家，因此爸爸才聘请了他。现在他可要为我们展示一下他在制作香肠方面的手艺了，确实值得赞叹。我们购买了很多肉（当然是暗地交易），以备不时之需。首先，看一块块肉从绞肉机里钻过去就很有趣，两三趟之后，再往绞好的肉里添加调味料，并搅拌均匀。再把肉通过一个喷嘴往肠衣里灌，香肠就这样做出来了。当天的晚餐就是炸香肠外加泡菜。戈尔德兰香肠必须先要彻底晾干，于是我们就把它们用线绑起来，挂在天花板上的一根横杆上。走进这个房间的每个人，只要看一眼那挂起来的一串串香肠就忍不住要笑。因为它们的样子真是太滑稽了！
屋里一片繁忙。凡·达恩先生壮实的身体上围着一圈他太太的围裙（这样一看比他实际的样子更胖了），正忙着弄肉。他双手沾满了血，脸红通通的，围裙染上斑斑点点的血迹，看起来真像个屠夫。凡·达恩太太则同时兼顾好几件事情，捧着一本书学习荷兰语，搅拌肉汤，看好已经做好的肉，还得不停地为受伤的肋骨长吁短叹。这就是喜欢用一些可笑的锻炼来瘦臀的中年妇女所落下的后果！
杜塞尔的一只眼睛发炎了，正在炉子边用春茶清洗。皮姆则摇摇晃晃地躺在椅子上，从窗户洒进来的一束阳光正落在他身上。我想他正受着风湿病的煎熬吧，因为他弓着身子坐在那儿，一脸憋屈地看着凡·达恩先生忙活，看上去真像老人院里的干瘦老头。彼得正在房间里围着他的猫练杂耍。妈妈、玛格特和我在削土豆，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凡·达恩先生那头，谁也没干好自己手上的活儿。
杜塞尔的牙科终于开张了。为了搞搞气氛，就让我来给你讲讲光顾杜塞尔牙科的个病人吧。当时妈妈正在熨衣服，凡·达恩夫人自告奋勇地成为个挑战者。她勇敢地坐在房子中间的一张椅子上。杜塞尔先生则严肃地打开他的医药箱，找我们要了点科隆香水当消毒水，要了凡士林当作蜡。
他检查着凡·达恩太太的口腔，发现了两颗病牙，一碰它们，凡·达恩太太立刻皱起了眉头，一副快要窒息的样子，还发出断断续续的惨叫。在漫长的检查之后（只有凡·达恩太太才这样以为，实际上还不到两分钟），杜塞尔开始刮洗其中的一个牙洞。别，别惊慌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只见病人胡乱地朝着四面八方又甩胳膊又蹬腿，直到杜塞尔突然松了手。坏了，刮刀卡进凡·达恩太太的牙齿里了。
这回真是火上浇油！她惊叫起来（被这样的仪器卡在口腔里，可想而知她的声音有多大吧），死命地想要把那仪器从嘴里拿出来，却反而越弄越深。杜塞尔先生则淡定地双手叉着腰站在一旁，观赏着面前的这幕滑稽的闹剧。别的观众也忍不住了，张嘴大笑起来。我们真坏透了，要是换作我，我敢肯定叫的声音会比凡·达恩太太的更大声。经过一顿扭打、蹬踢，惨叫和哀号之后，她终于解脱了，而杜塞尔先生也继续干他的活儿，彷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这回他麻利多了，凡·达恩太太也没再搞什么新花样。不过，恐怕他活了这么久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多帮忙的人。其中凡·达恩和我这两位助手的贡献。整个场景活脱脱就像是中世纪时期的一幅画，画的名字是“工作中的赤脚大夫”。不过与此同时，病人就没那么有耐心了，她还得用一只眼睛盯着“她的”汤和“她的”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短期内凡·达恩太太肯定是不会再来看牙了！
你的，安妮
1944年5月9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我已经完成了仙女爱伦的故事。我还用高级稿纸写了一遍。看起来相当漂亮，不过这送给爸爸作为生日礼物够了吗？我不确定。玛格特和妈妈也都写了诗送给他。今天下午，克莱勒先生到楼上来，并给我们带来了有关B夫人的消息，她以前一直是给我们公司的产品做展示表演的，以后会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办公室里来吃她的盒饭。想想吧！再没有人敢上楼了，再没有土豆送过来了，爱丽也没有午饭吃了，我们不能去厕所，也不能随便乱动，等等。于是我们想着各种方法把她支走。凡·达恩先生觉得在她咖啡里加大量的泻药肯定很管用。“不可以，”库菲尔斯回答，“拜托你千万别那样做，不然我们就再也不能把她从盒子上搞下来了！”众人捧腹大笑。“从盒子上搞下来，”凡·达恩太太问，“是什么意思？”接着便是解释。“那我可以用吗？”她愚蠢地继续问。“你想想啊，”爱丽咯咯地笑着，“如果有人在比恩霍夫（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大型商场）里问盒子在哪儿，肯定没人知道你在讲什么！”
啊，凯蒂，天气太吸引人了，要是能出去走走该有多好啊！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