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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项羽》

前 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抗秦暴政,自立为王,号张楚,前后不过六个月时间,被其御者即驾车的庄贾所杀。陈胜虽死,终推翻秦王朝的都是陈胜派遣的王侯将相,其影响的便是刘邦与项羽这两股力量。
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序言中说:
再说政治家读史,与史家的读史,二者有同有异。政治家读史,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史为鉴,也就是以古人成败得失为鉴,他并不要求系统地研究,他把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案例来思考和借鉴。所以往往可以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起他独特的联想。读史,一方面他系统地读,反复地读。他读《资治通鉴》十七遍,读廿四史,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都很熟,过去介绍读史的书很多,只是说他读了什么,读了多少遍,介绍他如何挤时间读,而没有介绍他是在什么时候读什么,他为什么读这个篇目。要知道他对历史的关注点,往往随形势的变化而跳跃。他推荐别人读史,都是有感而发,有所指而为。如他在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6月在武昌重读《南史·陈庆之传》及《南史·韦睿传》,是为了应对苏军进攻。他能从《南史》中挑选这几篇传,是他长期读史积淀的结果。史家则比较强调在系统和完整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事件和人物作出比较全面的记录和评价,强调对史实的订正。修史,无论是编年、纪事还是纪传,强调的是完整、系统、全面地掌握资料,和准确地进行表述,这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和长年累月的积叠。政治家则没有那么多工夫去这样做。然而这二者又是互相呼应的。史学,作为学术,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它不可能与政治绝缘,关键是它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脱离现实需要钻象牙塔可以由少数人去做,但毕竟不是史学发展的方向。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经常会成为关注的对象。史学家也应该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例,对其利弊得失作一点细微的分析,既能提高人们读史的兴味,又能供人们去参考借鉴。史论式的札记便是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它对后人认识历史还是非常有益的。刘邦和项羽这两个楚汉风云变幻中的历史人物也是一再关注的,他们一成一败,都是乱世英雄。既然同学们点名讲刘邦(这是我2009年给学生上课发的讲稿,故作如是说),那我们在下面先说一下刘邦其人其事,顺着这个次序谈秦汉之际楚汉相争的历史过程,及刘邦如何稳定他所创建的“规模弘远”的汉王朝。从刘邦和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历史遭际讲,他们的成与败、得和失,有鲜明的对比性。或者从历史事件讲,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人们反复思考。在讲话中多次关注这两个人也不是偶然的。

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

序:中国古代变法改制思想资源之历史回顾

这是我在春秋书院两次讲座的讲稿,题目是书院定的。这两次讲座的内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和改制,大体上都属于改革的范畴。改革和变法,实际上是过若干年必然要产生的,是统治者自我调整利益关系的一种措施。任何法制,或者一种社会秩序,时间长了,必然会积叠许多矛盾。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过改革,有的成功,也有的半途而废终失败。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因为他有秦孝公的支持,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车裂,但新法还是被保留下来了,而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受益于商鞅变法的。当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是成功的,赵国也因此抵御了匈奴的进攻。有一些半途而废的改革,往往是由于顶层的动摇与变换而走向失败,如王安石变法,由于神宗和哲宗年间的反复,造成新旧党争,反而导致了北宋的垮塌。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他死了以后,也被后人倒算账,一家子都倒霉,当然这也与其自身在生前太张扬有关系。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在历史上完全是倒退的改革也有一个案例,那就是王莽的改制。
改革现在是一个时髦的名词,什么东西都往这个框里装,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所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的历史进程及其思想基础,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从方法论上讲,这是解剖典型,对人们思考问题是有益的,因为解剖一两只麻雀便能知道其他麻雀的五脏六腑了。而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是可以互相对比的历史事件,它们或许对我们认识各种情况会有一点启发。商鞅变法,虽然他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这次变法,应该说还是功在千秋。王莽在汉末的那次改制,应该说是失败的,加剧了内外的经济危机,终导致新莽的崩溃和灭亡。所以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和思考,或许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上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和改制,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内外挑战而对自身的一种调节和改良,它必然会涉及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故这个调整过程在统治集团内部必然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有可能激化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次变法和改制,在形式上也有区别。商鞅是秦的客卿,在秦孝公支持下变法图强,没有改变秦王朝原来的基本架构。虽然商鞅个人遭遇很悲惨,但他变法的成果,对秦王朝的发展和后统一六国,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王莽的改制则不同,他要应对元、成、哀、平以来积叠下来的矛盾,而他这个改制又是为了改朝换代,在以外戚身份擅权的基础上,用新莽代替刘汉,结果西汉垮了,新莽也覆灭了,他自己弄了一个身败名裂。
既然是变法和改制,当然都会对原来的政策方针作某些重大的调整和变革,而这些调整和变革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思想资源。如商鞅变法所秉承的是法家的思想,商鞅本身便是一个思想家,之前有李悝,同时期还有申不害,之后集大成者是韩非。王莽改制所吸取的思想资源则来自儒家。

《论李贽》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讲李贽的生平、思想及其为人宗旨,后一部分释读晚年辑录李贽《史纲评要》二十三条。前后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作的次序是先释读《史纲评要》的二十三条,后写其生平、思想与其为人宗旨。从阅读的角度讲,先了解其生平和思想,再读《史纲评要》二十三条为宜,便于读者从李贽的生平思想入手,逐渐进入中国古代历史领域。
“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物,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标志,然而在明代中晚期,李贽便能提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的命题,以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式。这就值得人们去思考李贽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为人及其思想脉络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叛逆者,他确实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李贽是学而思者,他勤奋读书,又能独立思考,对中国历史有着超前独到的认识和见解,认真读他的书,确实能启发人去认真思考。这当然不是说他的议论全都正确,任何结论都是可以分析的,既有合理的一面,亦有不完善的一面。他的长处,是启发我们认真思考,去求索为人的宗旨,探求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找到如何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答案。

开场白:从《明史》关于李贽的记载说起

李贽,原姓林,名载贽,明嘉靖六年(1527 年)出生于福建泉州晋江,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考中举人后改姓李,为避穆宗讳改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历官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 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 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后寄寓黄安(今湖北红安)、麻城芝佛院。万历三十年(1602 年),以“惑世诬民”罪名被捕下狱后自杀,享年七十六岁。
李贽从幼年起,就形成了叛逆的性格,他的思想和为人都反映了这种性格。他的作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和《史纲评要》,《藏书》是依纪传体评论历史人物,《史纲评要》是按编年体评论历史人物,《焚书》大部分是他与时人通信的辑录,以及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和所作诗文及史论的辑录,也有一些是表达他对当时社会思潮的思考和评论。要了解李贽的思想及其为人,离不开他自己留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