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见证者：101位在战争中失去童年的孩子》
“可我还是想妈妈”
“我不习惯自己的名字”
“我久久地等待着爸爸，一生都在等……”
“可我还是想妈妈”
季娜•科夏克，八岁。
现在是一名理发师。
一年级……
1941年5月，我刚上完了一年级，父母把我送到了明斯克郊区的戈罗季谢少先队员夏令营去度夏。我到了那儿，才游了一次泳，过了两天——战争就爆发了。我们被带上火车，离开了那里。德国的飞机在天空中盘旋，我们却高声叫喊：“乌拉！”至于这些飞机是不是别的国家的，我们搞不清楚。在它们还没有轰炸之前……可是一旦开始轰炸，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所有的颜色都消失了。次出现了“死亡”这个词，所有人都在说着这个莫名其妙的词，而妈妈和爸爸没有在身边……
当我们离开夏令营时，每个人的枕头套里都被塞进了些东西——有的塞了米，有的塞了白糖，甚至连小的孩子都没有忽略。大家都随身带了些什么东西，人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带些路上吃的。人们都特别珍惜这些食物。但是在火车上，我们看到了受伤的士兵。他们呻吟着，疼痛得厉害，我们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这在我们那里被称作“去给爸爸吃”，我们叫所有男军人“爸爸”。
有人告诉我们，明斯克被烧毁了，一切都被烧毁了，那里已经被德国人占领，我们要坐车去大后方。我们要去的，是没有战争的地方。
坐车走了一个多月。我们准备去某个城市，快到达的时候，因为德国人已经离得很近，人们不能抛下我们不管。于是，我们到了摩尔多瓦 。
这地方的风景非常美丽，周围耸立着不少教堂。房子都很低矮，而教堂很高大。没有睡觉的床和被褥，我们就睡在稻草上。冬季来临的时候，平均四个人才能拥有一双皮鞋。随之而来的是饥饿。挨饿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周围的人，因为所有的食物都供应给前线了。保育院里收养着两百五十个孩子。有一天——招呼大家去吃午饭，却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女教导员和院长坐在食堂里，看着我们，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们养着一匹马，叫玛伊卡……它已经很老了，性情很温顺，我们用它来运水。第二天，这匹马被杀死了。大人给我们水喝，还有一小块玛伊卡的肉……但是这件事隐瞒了我们很久。我们要是知道了，不可能吃它的肉……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是我们保育院中的一匹马。另外，还有两只饥饿的小猫，瘦骨嶙峋！还好，我们后来想，真是万幸啊，幸亏两只猫这么瘦弱，不然也会让我们吃掉的。
我们都腆着个大肚子走来走去，譬如我，能喝下一小桶汤，因为汤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给我盛多少，我就能喝下多少。是大自然拯救了我们，我们如同会吃草反刍的动物。春天，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围绕着保育院……没有一棵树发芽长叶，因为我们吃光了所有的嫩芽，甚至剥光了嫩树皮。我们吃野菜，所有野菜都吃了个遍。保育院发给我们每人一件短呢子大衣，在大衣上缝了口袋，我们用来装野菜，我们穿着它，嘴里嚼着野菜。夏天拯救了我们，而冬天变得更加艰难。很小的孩子，我们有四十人，单独住在一起。每到深夜都会哭号不止，呼唤着爸爸和妈妈。教导员和老师尽量不在我们的面前提到“妈妈”这个词。她们给我们讲童话，都提前挑选好了图书，上面不能出现这个单词。如果突然有人说出“妈妈”这个词，孩子们立刻号啕大哭。伤心的痛哭根本无法劝得住。
我又重新上了一次一年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完一年级时我获得了奖状，但是当我们到了保育院，被问道，谁有补考时，我说，我有。因为我以为，补考就是奖状的意思。三年级的时候，我从保育院中逃了出来，我要去找妈妈。在森林里，博利沙科夫爷爷发现了饿得有气无力的我。当他知道了我是从保育院里跑出来时，就把我带到了自己家里，收留了我。家中只有他和老奶奶两个人生活。我的身体慢慢地康复了，开始帮助他们收拾些家务：挖野菜，给土豆除草，什么活儿都干。我们吃的是面包，但这算什么面包啊，里面根本没有多少粮食。它的味道苦苦的，面粉里掺杂了所有能磨成粉的东西：滨藜、胡桃花、土豆。我至今都无法平静地看着这些腻味的野菜，能吃很多面包。不管怎么吃，我都吃不饱……在十来岁期间……
那么多的事我至今仍然记得。许多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记得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女孩，她钻进了不知谁家的菜园里，发现了一个小洞，她在那里守候着老鼠出来。小女孩饿坏了。我记得她的面孔，甚至她身上穿的萨拉凡 。有一天，我走近她，她告诉了我老鼠的事儿……我们就坐在一起，守候着这只老鼠……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等待，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和爷爷套好马车，去寻找妈妈。被疏散到后方的人们路过我家，我就问他们：“你们看没看到我的妈妈？”被疏散的人很多，那么多，每家都摆放着一锅热乎乎的荨麻汤。如果有人进来，好让他们随便喝些热乎乎的东西。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可以给他们吃的了……但是每家都放着一锅荨麻汤……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采集过这种荨麻。
战争结束了……我等着，一天、两天，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妈妈没来接我，而爸爸，我知道，他在军队里。我这样等了两个星期，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了。我爬上了一列火车，钻到一张座椅下，出发了……往哪儿去呢？我不知道。我想（这还是孩子的想法）所有的火车都应该去明斯克。而在明斯克，妈妈会等着我！然后，我们的爸爸也会回来……成了战斗英雄！身上挂满了勋章和奖章。
他们在某次轰炸中失踪了。邻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两个人去找我了。他们奔向了火车站……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我还是想妈妈。
“我不习惯自己的名字”
列娜•克拉夫琴科，七岁。
现在是一名会计。
我，当然，对死亡一无所知……没有人来得及向我解释，我立刻就看到了它……
当机关枪从飞机上向下扫射，我觉得，所有的子弹都会向你飞来，向你的方向扫射过来。我请求：“妈咪，躺到我的身上吧……”她就用自己的身体把我盖住，那样的话，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
可怕的事情是失去妈妈……我看见一个被打死的年轻女人，小孩还吸吮着她的乳房，一分钟前她被打死了。孩子甚至都没有哭泣。而我就坐在旁边……
千万不要让我失去妈妈……妈妈总是把我抱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说：“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坐上了一辆不知干什么的汽车，所有孩子的头上都被套上了水桶。我不听妈妈的话……
然后，我记得——我们被驱赶着排成一列纵队……他们从我身边抓走妈妈……我拉住她的手，扯着她的马尔基塞裙，这条裙子本来是不应该在战争期间穿的。这是她漂亮的裙子，漂亮的。我不放……哭叫……法西斯分子先是用步枪打我，当我倒在地上，他们就用皮靴踢我。一个陌生的女人把我拉开了，我和她坐到了一个车厢里，坐在车上走。去哪里呢？她叫我的名字“阿涅奇卡”……可是我心想，我有另外的名字……好像我记得，我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叫什么，我忘记了，因为恐惧，因为害怕，因为他们拉走了我的妈妈……我们这是去哪儿？我好像从成年人的谈话中听明白了，这是要把我们运到德国去。我记得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德国人需要我这样的小姑娘呢？我到他们那里能干什么？天黑下来时，妇女们把我叫到门口，从车厢里直接把我推了下去：“快跑！说不定，你会得救的。”
我滚落到了一个沟里，在那里睡着了。天气很冷，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把我抱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说着温柔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梦……
战争结束后，过了二十五年，我只找到了我的一个姨妈。她叫出了我的真实姓名，我很久都不能习惯。
我没有答应……
“我永远等待着我们的爸爸……一生都在等……”
阿尔谢尼•古京，生于1941年。
现在是一名电工。
在胜利日 ，我刚满四岁……
清早起床后我就对大家说，我已经五岁了，不是快五岁，而是五岁了。我想成为大人。等爸爸从战场上回来，我就已经长大成人了。
在这一天，主席召集了所有女人：“胜利啦！”他亲吻了大家，亲了每一个人。我当时和妈妈在一起……我非常高兴，可妈妈却哭了。
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在村子后面点着了德国汽车的橡胶轮胎。
他们叫喊着：“乌拉！乌——拉！胜利啦！”他们敲打着德国人的钢盔，那都是在此之前从森林里搜集来的。他们敲打着，像敲鼓一样。
我们住在窑洞里……我跑向窑洞……妈妈在哭泣。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今天要哭，而不高兴。
下起雨来，我折了一根柳条，测量着我们家窑洞附近的水洼儿。
“你在干什么？”有人问我。
“我测量一下——看是不是个深坑？要不然等爸爸回来，会掉进去的。”
邻居们都哭了，妈妈也在哭。我不懂他们所说的，什么叫——失去了音信。
我久久地等待着爸爸，一生都在等……
《战争中没有女性》
前言 “写战争，更是写人”（节选）
1978—1985
我在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
我向来不喜欢看战争书籍。虽然在我的儿时和少女时代，那是所有人都钟爱的读物，那时候我所有的同龄人都喜欢读打仗的书。这毫不奇怪：我们都是二战胜利的孩子，是胜利者的后代。而首要的是，关于战争，我能记住什么？只记得我的童年被难以理解和令人惊恐的言语所包围，忧郁而苦闷。人们总是在回顾战争：在学校和家庭中，在结婚殿堂和洗礼仪式上，在节日中和葬礼后，甚至就在儿童的对话中。邻家男孩有一次问我：“地底下的人都在做什么啊？他们在那里怎样生活呢？”连我们这些孩子也想解开战争之谜。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死亡的问题……并且再也没停止过对它的思考。对我来说，死亡才是生命的根本奥秘。
我们的一切，都起始于那个可怕而神秘的世界。在我们家里，外公是乌克兰人，战死在前线，葬在匈牙利的某个地方。奶奶是白俄罗斯人，在游击队中死于伤寒。她的两个当兵的儿子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就失踪了，三个儿子只回来一个人，就是我爸爸。我家十一个亲人和他们的孩子一起，都被德国人活活烧死，有的是在自己的茅屋里，有的是在村里的教堂中。每户都有人死去，家家都支离破碎。
好长时间了，乡下的男孩子们还总是喜欢玩德国佬和俄国人的游戏，用德国话大喊大叫：“举起手来！”“滚回去！”“希特勒完蛋了！”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无战争的世界，我们认识的世界，就是战争的世界。而战争中的人，也是我们认识的人。直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类人。他们存在过吗？
* * *
战后，我度过童年的那个村庄，就是个女人村，全都是女人。我不记得听到过男人的声音。我那时日复一日就是这样度过：听妇女们翻来覆去地说战争，天天以泪洗面。她们也唱歌，但唱得和哭一样。
在学校图书馆里，大部分书都是写战争的。村里和区中心的图书馆也都一样，爸爸经常到区上去借书看。现在我有了答案，知道为什么了。这一切难道是偶然吗？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打仗或者准备打仗。人们的回忆也都是如何打仗。从来没有经历过别样的日子，大概都不会另类生活。我们从来不会去想是否能够换一种方式生活，那是需要我们日后花很长时间去学习的。
在学校，我们被教育要热爱死亡。我们写作文的内容，大都是多么渴望以某某名义赴死……那成了我们的梦想……
但是，外面却在沸沸扬扬地争论另一个话题，吸引了更多人。
我一直书生气十足，既害怕现实，又被现实所吸引。面对生活，无知而无畏。如今，我才想到：如果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是不是还会投入这样一个无尽头的深隧？这一切都是为何发生？真的是因为不谙世事，还是由于感知历程？毕竟，感知有一个过程……
我孜孜不倦地探求……到底用怎样的语汇才能表达出我所听到的一切？我在寻找一种写作体裁，能够反映出我所见到的世界，能够承载我的所见所闻。
有一回我得到了一本书——《我来自火光熊熊的村庄》，作者是阿达莫维奇、布雷尔和克列斯尼科。只有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才体验过如此的震撼。这就是一种非凡的形式，一部以生命之声成就的长篇小说，那是我儿时听到的声音，那是现在的街头巷尾、千家万户、咖啡餐馆和汽车电车上，日日夜夜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的！范围锁定了，终于找到了我的孜孜以求。正是我所预感的。
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成了我的老师……
* * *
整整两年，我并没有按原来所设想的去做那么多采访，而是在阅读。我的书将要说些什么呢？仅仅是又一部战争作品吗？……为什么还要写？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当然，这都在情理之中。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式的。然而，女人们却都沉默着，除我之外，没有谁去问过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妈妈。连那些上过前线的女人也都缄默不语，就算偶尔回忆，她们讲述的也不是女人的战争，而总是男人的战争。循规蹈矩，字斟句酌。只有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前线闺密的小圈子里涕泪横流之后，她们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战争，那些我完全陌生的经历。不仅是我，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成为见证者，是那些闻所未闻的全新故事的倾听者。我体验到那种和小时候一样的震惊。在这些故事中，透露出某种神秘的、怪异的狰狞……在这些女人的叙述中，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我们过去习惯于读到和听到的那些事情：一些人如何英勇地打击另一些人，并取得了胜利，或者另一些人如何失败。也没有讲述军事技术如何对抗或将军们怎样指挥。女人的故事，是另一类人讲另一类事。女人的战争有自己的色彩，有自己的气息，有自己的解读，有自己的感情空间。她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没有英雄豪杰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只有普普通通的人，被迫干着非人力所及的人类事业。当时，不仅仅是人在受苦受难，就连土地、鸟儿、树木也在受苦受难。它们无声无息地默默承受着苦难，这让回忆显得更加可怕。
这是为什么啊？我不住地问自己。在男性的世界中，女性站稳并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后，却为什么不能捍卫自己的历史，不能捍卫自己的话语和情感？就是因为她们不相信自己。整个世界对于我们女人还是有所隐瞒的。女性的战争仍旧没有为人所知……
而我就是想写这个战争的故事。女性的故事。
* * *
批采访完成之后……
让人难免惊讶的是，这些女人曾经是军中各类专业人士：卫生指导员、狙击手、机枪手、高炮指挥员、工兵，而现在，她们却是会计师、化验员、导游、教师……此刻与当年，她们扮演的角色丝毫不相关联。她们回忆过去时，好像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讲述其他女孩的故事。今天，她们也都对自己感到惊讶。而在我眼里，这却是证明历史正在变得人性化，变得与普通生活更为相似的证据，也就是出现了另一种历史解读。
在当面聊天时，讲故事的女人们都很激动，她们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也堪比经典作品的篇章。从天堂到人间，一个人如此清晰地审视着自己，面前是一段完整的历程，要么上天，要么下地——从天使到野兽。回忆——这并不是对已经逝去的经历做激动或冷漠的复述，而是当时间倒退回来时，往事已经获得了新生。首先，这一切都是创作。人们在讲述时，也都是在创作，是在写自己的生活。补充和改写是常有的。不过，一定要小心，要保持警惕。与此同时，痛苦会熔解并摧毁任何假话。痛苦是一种超高的温度！我确信，那些普通人——护士、厨娘和洗衣妇，她们会更为坦诚地面对自己。倘若定义得更加明确些，她们说的话都是出自本身，而不是来自报纸或所读过的书籍，更不是鹦鹉学舌，完全是出自亲身经历的痛苦和遭遇。无论感到多么奇怪，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情感和语言，反倒更容易被时间所修理加工，并普遍加密，也总是被某些重复的学说和虚构的神话所浸染。我一直在跋涉，走了很多路途，绕了各种圈子，就是为了亲耳听到女性的战争故事，而不是那种男性的战争——无非是如何撤退、如何反攻，无非是前线哪支部队……我需要的不是一次采访，而是诸多的机遇，就像一个坚持不懈的肖像画家那样。
经常地，我在一座陌生的房子或公寓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试穿新买的衬衫，一起聊发型和食谱，一起看儿孙子女们的照片。接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你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为什么，那期待已久的时刻突然就出现了。当一个人远离了那些好像纪念碑一样，用石头和水泥铸就的清规戒律时，就回归了自我，直面了自我。他们首先回想起来的不是战争，而是自己的青春，那是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必须抓住这个瞬间，不可错过！然而，往往在度过充满话语、事实和泪水的漫长一天之后，只有一句话留在我的脑海中——不过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句话啊！——“我上前线时，不过是一个傻傻的女孩子。所以我竟然是在战争中发育长大的啊！”虽然录音磁带绕了几十米长，足足有四五盒，但我只把这句话留在了笔记本上。
有什么可以帮到我？只有我们习惯于同心协力一起生活，这才会有帮助。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有共同的快乐和泪水。我们既能承受苦难，又能讲述苦难，正是苦难，成为我们沉重而动荡的生活之证明。对我们来说，承受苦难是一门艺术，必须承认，女性是有勇气踏上这一历程的……
“突然间，非常想活下去……”（节选）
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信函一封接一封寄来，我不停地记下新的采访地址。没有可能停下来，因为每一个真实故事都叫人不能自已。
啊哈，我亲爱的……
昨天一整夜我都在回想往事，在记忆中搜寻故事……
我记得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去时，还穿着一条粗布短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胶底鞋，就跟便鞋一样，带绊纽的，当时这是时髦的鞋子呢。我就是这样，穿着这条裙子和这双鞋子去申请上前线，他们还就批准我了。我坐上一辆汽车就到了部队，这是个步兵师，驻扎在明斯克城郊。那里的人对我说，你就待在师部吧，说是如果派一个十七岁小姑娘上去打仗，男子汉们会无地自容的。当时是那样的一种心态，谁都以为敌人很快就会被我们砸得粉碎。你这小丫头，不如回家守着妈妈吧。不让上前线，严重挫伤了我的心情。怎么办呢？我就直接去找参谋长。正巧，那个先前拒绝我上前线的上校也坐在参谋长屋里，于是我说：“报告参谋长同志大人，请允许我拒绝服从这位上校同志的命令，我反正是不会回家的，撤退也要和你们一起走。我自己能去哪儿呢？德国人已经很近了。”打这儿以后，大家一看到我就叫“参谋长同志大人”。这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七天，我们开始撤退了……
不久就开始了流血激战，伤员多得不得了。他们都特别安静，特别能忍耐，但他们多么想活下去啊。谁都想活到胜利那一天，大家都在期盼：以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记得在那些日子，自己每天都浑身沾满鲜血，以至于，以至于……我的胶底鞋穿破了，就打赤脚。您猜我看到了什么？有一次莫吉廖夫火车站遭到敌人飞机轰炸，那里正好停着一趟满载儿童的列车。孩子们纷纷从车窗里被抛出来，都是那么小的孩子，也就三四岁。附近有片树林，他们都朝着树林那边跑。不料突然开出了敌人的坦克，专门往孩子身上碾，把这群孩子碾得一个不剩……一想到那副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啊。但是在战争时期，人们都撑了下来，直到战后才会发疯，也是直到战后才生出大病。在战争中，连以前的胃溃疡都愈合了。我们在雪地里睡觉，大衣那么单薄，早上起来甚至都不会伤风流鼻涕。
后来，我们的部队被困住了。我要照顾的伤员那么多，可是过路的汽车一辆都不肯停下来。德国人紧跟着就要打过来，眼看就会把我们全部围堵在包围圈内了！这时候，有个中尉伤员把他的手枪递给了我：“你会开枪吗？”我哪里会开枪呢？我只见过别人开枪。但我还是拿着这支手枪，走到大路中间去拦截汽车。站在大道上，我次像男人一样开骂了，用尽脏话破口大骂……汽车还是一辆一辆地从我身边绕过去，我就举手朝天开了一枪……我知道我们是没法把伤员都抱走的，我们抱不动。有的伤员恳求：“同志们，打死我们吧……不要这样丢下我们。”我又开了第二枪，子弹射穿了车身……“傻瓜！你要从头学习开枪啊！”司机吓得大骂我。但卡车都刹住了，他们帮助我们把伤员们都装上了车。
恐怖的还在后头呢，那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怎么能算是战场啊？它是一座城市！有那么多的街道、楼房、地下室。你要想从那儿搬走一个伤员，真是太难了。我身上到处是一块块的乌青、血斑，裤子上沾满了血，全都是鲜血。司务长责骂我们：“姑娘们，裤子再也没有了，你们不要来领了。”我们每个人的裤子都浸满了血，被风吹干后就是硬邦邦的一层，穿都没法穿，都能割破皮肤。虽然已经是春天，但是一点清新感都没有。到处都在燃烧，在伏尔加河上，就连水也是燃烧的。河水在冬天都不结冰了，简直是一片火海。斯大林格勒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人血，有俄国人的血，也有德国人的血。土地里还渗透着汽油、润滑油……所有人都明白：我们已经无路可走，退无可退。对我们苏联国家和人民来说，要么覆灭，要么胜利。后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全都一清二楚。不必大声宣讲，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
补充兵源到了，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战斗之前看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上去赴死的。我不敢看新兵，不敢记住他们，更不敢和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来得快，走得也快，两三天后他们全都会死掉……但每次战前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多看他们几眼……这是在1942年，是艰苦的年份，残酷的时刻。有一天结束时，我们三百多人打得只剩下十个人。当战场安静下来时，我们留下来的这些人就互相亲吻，为我们竟然还活着而哭泣。所有人都像一家人一样，亲如骨肉。
总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人一个一个死掉……你明明知道也明明看到，他们只有几分钟可活了，却无能为力，不能够救活他们。只能吻他们，抚摸他们，对他们说些温柔的话语，然后就不得不和他们永别。是的，你再也不能帮助他们什么了……这些面孔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眼前还能浮现出他们的模样，所有的小伙子。过去了这么多年头，哪怕忘记一个人，忘记一张面孔呢？然而不行，一个都忘不了，全都记得清清楚楚，闭上眼睛就能见到所有人……我们都想亲手为他们建坟墓，想亲自动手去做，而这往往都无法做到。只能是我们离开，他们留下。常常是你把他的头包扎好了，他却在你包扎的时候死去了，我们就把头上缠着绷带的他直接埋葬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已经在战场上死了，但是还一直望着天空。或者他在临死前会向你请求：“护士妹妹，把我的眼睛合上吧，就是请小心些。”城市毁了，家园毁了，固然很痛心，但痛心的就是看到那么多人倒下，那么年轻的男人都死了……你还不能歇口气，你还要继续奔跑去救他们……总是觉得再过五分钟就再也没有力气了，但还是不能停止奔跑……那是在三月，俄罗斯的大河就在我脚下……不能穿靴子，就硬是使劲穿进去走路。一整天穿着靴子在冰上爬，到了晚上鞋子湿得脱不下来，不得不剪开它。但那时候我从来不生病……你相信我说的吗，我亲爱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结束，我们就奉命把重的伤员用轮船和驳船运送到喀山市和高尔基市去。正是阳春三四月份，我们四处寻找伤员，他们有的在废墟下，有的在战壕里，有的在掩蔽所和地下室里，人数多极了，我都不能一一说给你听。真是悲惨！我们原来还以为，伤员们都被我们背下了战场，那儿已经没有伤员，他们都给运走了，至少斯大林格勒城里不会有伤员了。谁知战役结束时，我却发现他们全都在，而且数量多得难以置信，不可想象……在我乘的那艘轮船上，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几百个结核病人。我们必须给他们治疗，还要用温存的语言去劝慰他们，用微笑去安抚他们。
当我们被派去侍候照料伤员时，有人还说，这下子你们不用打仗了，可以休息了，好像这是一次嘉奖，是一种鼓励。其实，这些工作甚至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要惊心动魄。在战场上，你只要把人背下来，为他做了急救包扎，再把他交给别人，你相信一切就好了，他已经给送走，你就可以朝下一位伤员爬去。可是在这里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眼皮下……在战场上他们是想活下来，大喊大叫地想活下来：“快点，护士妹妹！快来呀，亲爱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拒绝吃喝，想要寻死。他们会从船舷上跳下海。我们只好一天到晚时时刻刻警惕地守着他们……一连几天几夜，我一直守着一位大尉军官，他失去了双臂，就想了却自己的性命。有一次，我仅仅外出了几分钟，忘记警告别的护士，他就自己跳出了船舷……
我们把伤病员们护送到乌索叶，安置在彼尔米雅郊外。那里新建了一批干净的小房子，是专门为伤员们建造的，就像少先队的夏令营……我们用担架抬他们进去，他们却死死地不愿离开。唉，我觉得他们个个都能做个好丈夫，真想把他们都抱在自己怀里。我们乘船返回去时，心里空落落的，虽然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我们却睡不着。姑娘们在床上躺着躺着，都哭了起来。我们坐在船上，每天都给他们写信。我们分了工，说好谁给谁写信，每天每人写上三四封信。
还有件小事要讲给你听：经过这次出差，我在后来的战斗中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腿和脸。我的两条腿长得很美，我害怕它们被打残废了。我还很担心自己的面孔。这是随便说说的小事啦……
战争之后，我多少年都不能摆脱掉血腥味，这气味追踪了我很久很久。我洗衬衫时，会嗅到这气味；烧午饭时，又会闻到这气味。别人送给我一件红色衬衣，当时这可是很稀罕的东西，这种衣料不多见，可我不敢穿它，因为它是红色的，我受不了这种颜色。我也不能到商店的肉食部去，特别是在夏天……一看到那些熏肉就不行了。你明白的，它很像是人肉，那也是白色的……所以每次都是我丈夫去买肉。夏天我根本就不能待在城里，总要想方设法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只要是在夏天，我就会觉得马上要爆发战争。当夕阳把树木、房屋和马路都染红时，那一切就都有了某种气味，对我来说，都是血腥味。不管吃什么、喝什么，我都驱除不了这种气味！甚至在摊开白衬衫时，我也觉得有血腥味……
1945年5月的那些天……我记得我们拍了许多照片。那些日子太幸福了……5月9日那天，大家都在欢呼：“胜利了！胜利了！”战士们在草地上打着滚儿高喊胜利了！我们跳起了桥特卡舞：艾——达——呀呀呀……
大家都对着天空鸣枪，手上有什么枪就用什么枪……
“立即停止射击！”指挥员不得不发出命令。
“反正是剩下的子弹，留着还有什么用啊？”我们莫名其妙地问。
不管有谁在说什么，我都只能听清一个单词：胜利！刹那间，我们求生的欲望变得出奇强烈。我们现在开始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把奖章全都佩戴好，请人给我拍照。我特别想站在鲜花当中，这张照片就是在一个花坛里拍的……
6月7号，是我幸福的一天：我结婚了。部队为我们举办了盛大婚礼。我和丈夫早就认识：他是个大尉，指挥一个连。我和他发过誓，只要我们活下来，只要仗一打完，我们立马就结婚。上级给了我们一个月婚假……
我们一起到伊万诺夫州的基涅什玛去看望他父母。我一路上都被当作一个女英雄，从来没有想到人们会这样热情接待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姑娘。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为母亲们救下了那么多孩子，为妻子们救下了那么多丈夫。可是偶尔我也会受到羞辱，听到叫我气恼的话语。在此之前，除了“亲爱的护士妹妹”“敬爱的护士”之外，我再没有听到过其他的话。其实，尽管我长得很美，但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其他事情，但还是有人给我贴上了标签。
有一天晚上家人一起喝茶，妈妈把儿子打发到厨房去，然后哭着问我：“你嫁过什么人吗？在前线有过什么事情吗？你还有两个妹妹，现在谁还会娶她们啊？”就是今天，我回想起这件事情还想哭呢。想想看：我带回家一张自己非常喜欢的小照片，上面写了这样一番话：“你有权利穿上时尚的鞋子走路。”……说的是前线姑娘。可是我把照片挂起来后，姐姐走过来，当着我的面撕掉了它，说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她们撕毁了我所有的前线照片……唉，我亲爱的，对此我简直无话可说，完全无语……
那时候，我们都是凭军人优待卡购买食品，是一种小卡片。我和丈夫的优待卡放在一块儿，总是一起去领取供给食品。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家专门的商店，那里顾客正在排队，我们也排进去等着。马上就要轮到我了，突然，一个站柜台的男人跳过柜台，向我扑过来，又吻又抱，大叫大喊：“伙计们，伙计们！我找到她了。我一下就认出了她，我太想见到她了。我找得好苦啊，伙计们，就是她救了我啊！”我丈夫当时就在边上站着呢。这是个伤员，是我把他从战火中背出来，从枪林弹雨中救了他。他记住了我，可我呢？我怎么能记住所有的人，他们太多了！还有一次在火车站，一个残废军人看到我就大喊：“护士妹妹！”他认出了我，哭着对我说：“我一直在想，等我碰上你时，一定要给你跪下……”可是他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对于我们前线姑娘们来说，这些就很满足了。可是战后我们仍然很痛苦，我们又开始了另一种战争，同样可怕的战争。男人都抛弃了我们，毫不掩饰地走了。在前线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你在横飞的子弹和弹片中爬过去救他们，小伙子们也都很呵护你。有人一边喊着“卧倒，小护士”，一边扑到你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你。子弹就打在他们身上，非死即伤。我有三次都是这样被他们救了命。
译后记（节选）
三十年前某一天，我偶然翻阅苏联《十月》文学杂志，立刻被这部作品的标题和内容所吸引。那一年，正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转眼间又过了三十年，那片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位当年的苏联作家，已经是白俄罗斯作家了。
我曾匆匆翻译过刚刚出炉的此书版，这次是根据莫斯科时代出版公司2013年版本译出。从初版到新世纪修订版，几乎就是作者的重新创作，不仅增加了很多内容，更由于苏联从巨变到解体之后，作者把许多曾被报刊检查部门禁止或被迫自我删去的内容发表了出来，率直地写出了战争期间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都让人噤若寒蝉的话题，比如战争的残酷，战争中的女兵感情和男女关系，还有苏联军人进入德国以后的一些个人行为，更有很多篇幅是作者本人忏悔录式的思索和同有关部门的对话摘录。
本书作者，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生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现为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父亲为白俄罗斯人，母亲为乌克兰人，父母二人都是乡村教师，后来举家迁往白俄罗斯。她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
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了以《乌托邦的声音》命名的编年史式纪实文学系列，包括本书在内的五部作品。她实际上是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政治音律的长篇忏悔录，小人物在其中亲身讲述自己的命运，从小历史中构建出大历史。
由于政治原因，她在2000年曾离开白俄罗斯，侨居过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地。2012年返回明斯克居住。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被翻译成多达三十五种语言，仅本书的俄语版销量就超过两百万册。她的作品还成为全球数百部电影、戏剧和广播节目的素材。她获得过多项国际奖项，包括瑞典笔会为表扬她的勇气与尊严而颁发的特别奖、德国莱比锡图书奖、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等。2013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入围终决选名单。
关于本书俄语书名，y BOЙHbI HE ЖEHCKOE ЛИЦO，不论从文学色彩还是实际概念，我都想把它翻译为“战争中没有女性”，这虽然是简单的短句，但含义深邃而深远。当年的中译本书名《战争中没有女性》曾引发过热心人的讨论，有人认为应该按照原题直译为“战争中没有女人面孔”，也有人认为应该按照内容译为“战争中的女人”，还有中国作家据此创造出“战争让女人走开”等富有情感诗意的作品题目。但是我本人还是认为“战争中没有女性”是合适的原意传达。此书固然写的是战争中的女性，但通过本书立意、主人公故事到现实气氛，却是告诉人们：当女性陷入战争烽火后，不但她们的穿着发型、行为举止，就连性格脾气乃至于从外表到生理特征都发生了变化，这正是战争对于女性残酷的影响。所以，这本描写战争中的女人的作品，恰恰独一无二地使用了“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样的强烈反差的题目，这应该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三十年过去了，这个独特的句式已经家喻户晓，而且扬名国际。女性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特殊感觉，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只要登上网络点击这个句式，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战场上的女兵形象便蜂拥而出。
这是一本痛苦的书，也是一本真相的书。在阅读原文并译至中文的过程中，我屡屡被其中触目惊心的内容和人性细节所震撼、所感动，甚至为之而难抑泪水。我们小时候读过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展示的是千千万万个卓雅，普普通通的卓雅，千姿百态的卓雅。正是普普通通的男女，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以巨大牺牲和惨痛付出，从纳粹的钢铁履带下拯救了苏联。后来，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感慨的，卫国战争时期千百万人拼死保卫的那个祖国已经不存在了。我想，这也不仅仅是政治家们操作的结果，其中必有无数普通人沉默的因素所起的作用。
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过去七十周年之际，我来到红场，亲眼看到本书中所写过的那些情景：佩戴勋章的老兵（或者他们的后代），打出原来部队的番号标牌，极力维系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感情纽带。可惜，由于岁月之河的无情流淌与冲刷，聚集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令人唏嘘。
在根据新版本的新译本出版之际，我必须对三十年前为我当时的译作提供了巨大帮助的章海陵先生，我读俄罗斯文学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再次致以无比谢忱！
《锌皮娃娃兵》
“我的小太阳”
我的孩子是个小个头，出生时只有两公斤，很小，像个姑娘，长大后也很小。
我搂着他说：“你是我的小太阳。”
除了蜘蛛以外，他什么也不怕。那年他刚满四岁，我们给他买了一件新大衣。有一次，他从街上回来，我把大衣挂在衣架上，后来我在厨房里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我跑了出来，只见门厅到处是青蛙，青蛙是从他的大衣兜里跳出来的。
他把青蛙捉起来：“妈咪，你别怕，青蛙可善良了。”
然后他又把青蛙装进大衣兜。
“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他喜欢打仗的玩具。我们送给他的玩具有坦克、冲锋枪、手枪，他把枪挂在身上，满屋子昂首阔步走来走去。
“我是兵……我是兵……”
“你是我的小太阳哟……你玩点儿和平的玩具吧。”
“我是兵……我是兵……”
他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到处买不到适合他穿的衣服，每一件都嫌大。
“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他应征入伍。我祈祷上帝，不是别把他打死，而是不要有人打他。我怕比他力气大的孩子们会欺负他，他太小了。我听说，有人被逼着用自己的牙刷清洗马桶，给别人洗裤衩。我真怕这些事。他来信要求：“把你们的照片都给我寄来，妈妈的、爸爸的、妹妹的，我要动身了……”
信里没有写他到哪儿去。两个月以后，他从阿富汗寄来一封信：“妈妈，你别哭，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
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
我已经开始等他回家了，再过一个月他的服役期就满了。我给他买了小衬衫、小围巾、小皮鞋，这些东西现在都放在柜子里。哪怕下葬时让我给他穿上呢。我会亲手给他穿上，可是就是不让开棺……我真想再看一眼我的小儿子，再摸摸他……他们是不是给他找到了合身的制服？他躺在棺材里，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呀？
头一个来到家里的是军委会的一位大尉：“请您保重，大娘……”
“我儿子在哪里？”
“在这儿，在明斯克，马上就会把他运回来。”
我一下子坐在地上了：“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我站起来，举着双拳扑向大尉：“为什么你活着，可是我的儿子却不在了？你这么壮，这么有力，他那么小……你是个大男人，他还是个小孩子……为什么你活着？！”
他们把棺材运来了，我敲打着棺材：“你是我的小太阳！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我现在常到他的坟上去，扑在墓碑上，搂住它：“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一位母亲
译后记 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
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刊出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作品面世后，苏联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一致为之叫好，认为这本书从新的角度审视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颇负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读了这部作品以后，立刻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他感慨万千地说:“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这位作者，因为她替男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
他又说：“我早就感到自己对于我们的女战友，对于战争中的姑娘们，负有一种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早已着手写她们，然而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是根本写不出这种作品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在阅读《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才知道的一切……我痛苦地想到：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竟然没能写出关于我们的姐妹们的真实行为和真实情感，是她们为我们包扎伤口，在医院里细心地照料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在战场上进行非人的战斗，而我们却没能写出她们，我感到既惭愧又痛心！”
他称赞这位女作家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的确，战争文学的作者一向以男性作家为主。如今，一位三十几岁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竟然写出了男性作家感受不到，并为之赞叹不已的作品。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用女性独特的心灵揭示了战争的另一个层面：用谈心式的陈述，说出了战争的本质，用女性身心的变化，说明了战争的残酷。同年11月，苏联苏维埃主席团向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发了荣誉勋章。
1985年，《战争中没有女性》中文版面世。
1989年初冬，阿列克谢耶维奇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11月6日，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苏俄文学研究人员与代表团见了面，那天大家谈得很随便、很坦诚。阿列克谢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中掂量过。
她讲述了自己在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怎样当了记者，怎样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 ，怎样以他为师，后来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
她还讲了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过程。她说他用四年的时间，跑了两百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笔录了与她们的谈话。她说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爬冰卧雪，有时还要背负比自己重一倍的伤员。战争以苏联人民的胜利结束，同时也使很多妇女改变了自己的天性，从此变得严峻与冷酷。
当时她的话给我印象深的是，她讲述自己怎么孜孜不倦地追求“书写真实”，还有她关于“纪实文学”的想法。她用的是“文献文学”一词，我对这种提法既感到新鲜，又觉得对其含义理解不透。
我一边听她讲述自己采访的经历，一边想象着一位女性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去感受战争的惨剧和承担感情的压力。
那天，她说他在撰写一部新作，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战争和战争给家庭与人们造成的不幸。几年后，这部书问世，名为《后的见证者》，也是一部有关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纪实作品。
告别时，她赠给我一本白俄罗斯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原作，书上题了一句话：“纪念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土地上的会晤。”字迹规规矩矩，和她的讲话、衣着很相配。我把书接过来，感到书沉甸甸的。
1999年末，我在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的第七期上，读到她的又一部新作《锌皮娃娃兵》。这篇纪实文学作品让我心潮翻滚，她写出了阿富汗战争时苏联部队的内幕，不同阶层官兵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令人发指的行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该书中说，她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我认为其中心人物是战争中的人。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阅读，我介绍一下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
阿富汗是苏联的邻国，也与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接壤。它的面积比英国、法国都大。它有丰富的、尚待开采的矿藏，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战略意义。
在20世纪，英国就想吞并阿富汗，以实现其占领南亚次大陆的美梦。美国也想霸占阿富汗，以便把它变成南下暖洋的基地。苏俄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沙皇时代，俄国就觊觎这块土地。近几十年来，苏联当局总以阿富汗“真诚的朋友”自居，扶持亲苏势力，派去专家、供应武器，目的就是全面控制这个国家。
《锌皮娃娃兵》记述的时间，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起，到1989年2月撤军前夕止。十年当中，阿富汗的政治发生了诸多变化。
1979年，奉行“民族主义政策”的阿明当选为阿富汗政府总统，同时担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苏联不信任阿明并决定铲除他，但需要找个合法的理由，于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他们策划让卡尔迈勒上台，然后由卡尔迈勒出面要求苏联出兵“援助”新的政府。1979年12月，苏军坦克兵和伞兵越过阿富汗边界，占领了重要建筑物和电台。12月27日，苏军将阿明逮捕并于当夜处决。
自1980年起，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的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开展了游击战争，战火烧遍了整个阿富汗。游击队得到了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的支持与武器供应。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联合国大会关于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呼吁，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阿富汗问题。
1986年，卡尔迈勒政权被推翻，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当上总统。
1988年4月，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和美国，在日内瓦签署关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协议。
1989年2月，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在这之前，他们宣称投入所谓的“有限人数”即可解决的问题，后发现每年的参战人数竟然多达十一万人，先后共有一百五十多万官兵在阿富汗作战，累计伤亡五万余人，耗资四百五十亿卢布。
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没有宣战的、历时十年之久的侵略战争，此场战争所费时间比卫国战争多出一倍，死亡人数不下万人。这些人当中，主要是一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即娃娃兵。这就是《锌皮娃娃兵》一书的时代大背景。
《锌皮娃娃兵》和《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写作手法有相同之处，都是笔录战争的参与者或其家属的陈述，但又有所不同。
《战争中没有女性》中纪录的全部是妇女的话，加上作者淡淡的描述。《锌皮娃娃兵》中除了参战的士兵、军官、政治指导员、医生、护士等人外，还有等待儿子或丈夫归家的母亲和妻子等人的血泪回忆。
《锌皮娃娃兵》中几乎没有作者的任何描述，但有更深一层的感受，即战争中人潜在的思想活动与朦胧状态的意识。作者是从妇女的角度在进行心灵的挖掘，这是心灵活动的文献。《锌皮娃娃兵》的作者努力将人心掏出来展示给读者，让他们看看人心在战争中是怎样跳动的。
如果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前两部作品描绘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又有壮丽的理想和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即苏联时代军事文学的模式，那么，从《锌皮娃娃兵》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着力揭露造成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录不遮掩、不诿饰，她在探索一种真实，同时也可以看出她的立场：反对杀人，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战争。她在说明：战争就是杀人，军人就是杀人工具。
然而，当这种真实出现在读者面前时，有人感激涕零、由衷赞赏，同时也有人反对，有时甚至连讲述者本人事后都认为自己讲的事不应当见诸文字，更不应印出来让大家知晓。有人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在给苏联军队抹黑，是对苏军的诽谤。有人上告法院，要与作者对簿公堂。上告者何止一两人，又何止一两年？！
相悖的看法都一一见诸报端。苏联《民族友谊》杂志1992年第八期刊出了读者关于《锌皮娃娃兵》的一组来信。编者按语中说：“如今，有关阿富汗战争渗出表面的真实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锌皮娃娃兵》的读者们，包括书中的主人公们，对它的反响截然不同。”有的人问道：“为什么早没有这本书？这本书能拯救我的儿子、拯救我，它会擦亮别人的眼睛。我现在对任何人都不讲任何事了，我把发表《锌皮娃娃兵》的那一期刊物递给对方说：读吧，那里有我的心。”
另一位女性写道：“我愿跪在你们面前——谢谢你们讲了真情。过几年再发生新的恐怖时，我们会站在一起，站在铁丝网的一方。不过，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让大家都知道那辛酸的、可怕的真实吧！真实，除了真实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打消我们当奴隶的愿望。”
相反的意见同样十分尖锐。
有的母亲带着在阿富汗牺牲的儿子的相片，还有他们获得的奖章与勋章来到法院，一边哭一边喊：“人们哪，请你们看一看，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英俊，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她写文章说他们在那边杀人！”
有的母亲甚至直截了当地冲着阿列克谢耶维奇叫道：“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真实——多么朴实的话，多么难办的事！人的立场与观点不同，对真实的认识也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的确，她们有自己的真实。”真实要反映在文献中。“那么什么是文献呢？”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反问自己，“人们可以控制它到何种程度呢？它在什么程度属于人们，又在什么程度属于历史和艺术呢？”阿列克谢耶维奇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继续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谈话，而是在叫喊，每个人叫喊着自己的事。如果把过去看成是我们的档案，那么我们就是在档案中由于疼痛而喊叫、发疯的人。”
有一天，阿列克谢耶维奇去见一个过去有过接触的小伙子，她想恢复过去的真实。她说在阿富汗时，那个小伙子对她说过：“你是个女人，你能在战争中了解什么？你是个耍笔杆子的……难道人们能像书里或电影里那么死吗？他们在书里和电影里死得漂亮！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了头颅，他大概奔跑了十来米，要抓住自己的脑袋……你能写这些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他的话写在书中了。从那时起已过了七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次见到那个小伙子时，发现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已经成了走运的大款。他喜欢讲阿富汗的事，但已不是原来的说法了。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她还遇见了一位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写过的女人。这个女人讲的事，也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很有感触。这个女人说，她几十年来不敢进肉铺、不敢看肉，特别是鸡肉，鸡肉使她联想到人肉。她说，一场战役结束后，看见双方被打死的人，是件可怕的事。年纪轻轻的，像土豆似的撒满大地……后来，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自己笔录的这个女人的话交给她过目，她把所有的话都勾掉了，并把自己对所从事的军事爱国主义事业的总结，寄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她写道：“你发表这一篇吧，至于我过去讲给你听的，是让你明白我们在战场上是多么可怕！”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要求的是自己所理解的准确、真实，而她希望的是单纯的生存。怎么才能对她讲清楚，‘单纯的生存’是艺术圈外的事，作者只允许做一种事，即将它变成艺术。”
看起来，真实——仿佛随着人思想的变化而变化，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它难以捕捉，也难以让大家达成共识。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追求的是超越时间、超越人的立场和阶级属性的真实。在阶级社会里，为这种“真实”而奋斗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更何况是一个女人。
领导苏军入侵的苏联将军们是怎么看待他们在阿富汗的行径的？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执行命令的人，他们还是指挥者。
梅里姆斯基中将在阿富汗指挥过苏军六年之久（1978—1984），现已退休。1995年，第三期《近代史与当代史》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阿富汗战争：参战者手记》。文章后的部分，显然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人所持观点的批驳。他写道：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许许多多的报道把重点放在了负面现象上，完全忽视了献身的崇高和决心，这种片面的做法本身令人感到屈辱。在激战的过程中，对俘虏施以毫无道理的酷刑和嘲弄，以及趁火打劫、掠夺等其他残酷行为，是任何一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我们的军队不是由一群圣贤组成的，部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但苏联官兵的行为主要不是残酷。相反，士兵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忠于职守、刚毅与勇敢，所以在这方面给自己抹黑是不当的。”“在阿富汗形成了一种传统，对这种传统不能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即某些士兵距离复员只剩下几天时，自愿代替年轻士兵去参战。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年轻士兵对这种严峻的考验还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还有，在阿富汗严厉的惩罚或的耻辱，莫过于军人逃避战役。对这种传统怎能视而不见呢？”
他又说：“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部队不应执行没有弄清楚是否合法的命令。’只有非常不理解军事生活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军人是按军事组织的规律，是按一长制的原则在生活、在行动，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没有讨论的余地。这种法则是严峻的，却是合理的，否则就无法作战，更谈不上取得胜利。打仗时不举行群众集会，打仗时要厮杀。因此不应当向军队问罪，而应当向作出使用武力决议的人问罪。”
苏联人民是否向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问罪了呢？当时入侵阿富汗的苏军，是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苏军并没能征服条件极差的游击队，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军。梅里姆斯基中将对这些现象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谈到士兵的心态时，他写道：
“还流传着一种关于当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们心理扭曲的说法，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把一切都扣在阿富汗头上。我们应当理解打过仗的、经历过死亡的人的心理，当他回到和平的生活中，看到人人都在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没人对他感兴趣时，他便想用自己的种种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并高声疾呼：‘人们啊，我是经历过死亡的人，请你们看看我，哪怕是讲一句好话呢！我是值得你们重视的！’他撞到了漠不关心的墙壁上，他们当中一部分创伤深的人便会和社会对立起来。因此出现了冲突。”
“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士兵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二十岁便结束了，应当把他们当作成年人对待。从阿富汗回国的绝大多数战士，保持并带回了和荣誉相称的忠诚。”
这位中将承认：“阿富汗战争给苏联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场战争给父母们也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他们的孩子在战争中残废了，或是失去了生命。”
直到现在，读者围绕着《锌皮娃娃兵》的争论仍然未休。
到目前为止，阿列克谢耶维奇已出版了五部纪实文学作品，即《战争中没有女性》《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现有三部话剧和近二十部纪实影片，是根据其纪实文学作品改编、拍摄而成。她准备再写两部书，即《永恒狩猎的美丽》和《啊，傍晚的光亮！》。这两部作品虽还没有着手，但她已联想到它们诞生时的情形，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殊感悟。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现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让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世界是斑斓的，而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与她会晤时，她一再强调的创作“文献文学”的原因与其重要意义，我想起她在赠书上写的题词。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又会晤了，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这是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