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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的时候，我们都超重、土气，对自己的生活感觉不到一丝乐趣。我们做了各种事情，尝试逃避。那时候，最简单的逃避方式就是食物。敞开肚皮暴食、把脸撑成球后，我们体验到了瞬间的满足感；我们确信我们会很快乐，至少是快乐一会儿。食物是当时生活中少数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之一，其他一切看起来接近无法掌握。我们住在布满蟑螂的破旧公寓中，与我们同住的是关心我们的单身母亲；然而比起供养孩子，她们更在意的是喝醉、喝高。
当我们升入高中后，瑞安搬去了他父亲的家——一个正常得多的家庭。他父亲拥有一家小型壁纸公司，可以为他提供好得多的下层中产阶级生活。瑞安的父亲与母亲相反：他有稳定的工作；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的关心；他还是一名虔诚的耶和华见证人。对瑞安而言，突然让他应付那么多积极变化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虽然他尽了全力去遵守那些严格的家规，但他也会反抗，试着喝酒，抽，吸食更刺激的毒品。
乔舒亚走上了另一条路。虽然他没有沉溺于酒精或毒品——母亲的酗酒成性让他对此毫无兴趣，但他发现了另一种可以获得快乐的方法：对强迫症的痴迷。他发现，虽然他仍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摇摇欲坠的公寓、烂醉如泥的母亲、捉襟见肘的贫困，但他可以控制自己。所以他在高中的第一年大幅减轻了体重——尽管是以不健康的方式(吃得非常少)。他还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自己那微薄的财产，纠缠于最细微的东西，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某种秩序。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1998年，我们有过一次值得纪念的谈话，而这次谈话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转折点，将我们引入消费主义的混乱和困惑中。因为在相对贫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我们认为幸福快乐的关键就是金钱。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每年能挣五万美元，那一切都搞定了。我们的父母没挣到那么多钱，而且他们不快乐，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能跨越那道随心所欲花钱的门槛(在我们当时的概念中就是五万美元)，那我们一定会快乐。这在现在听起来很可笑，但对一对即将走入自己世界的十八岁年轻人来说却接近讲得通。
我们于1999年从高中毕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两人都没有立刻去上大学，而是参加了工作。
瑞安为他父亲工作，在俄亥俄州的西南部到处给富人的房子糊墙纸，刷墙壁。乔舒亚在一家大企业找到了一个销售职务。两人都沉浸在某种对金钱的期待中。我们说不上特别喜欢当时的工作，也不知道更好的选择。我们那时并未意识到，实际上可以去做喜欢的工作。对我们而言，工作就是为生活提供两样东西——钱和一定的社会地位。
瑞安挣到了足以维生的钱。那不是什么大钱，却可以付清账单。他也从工作中获得了社会地位。一个有六辆粉刷卡车的小车队(每辆车的侧面都刷着“尼科迪默斯”的字样)在俄亥俄州沃伦郡的街头巡逻，静静地诉说着他的未来。总有一天，他会接管父亲的生意，将其变成自己的，甚至会传给他未来的孩子。明白这一点，令他感到安心。
但瑞安也知道刷墙生意没法让他变得富有。他粉刷过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他也明白自己永远都买不起那样的房子，就算他接手了父亲的生意也一样。当然，他还得非常努力地工作，才会在十几二十年后父亲退休时继承他的生意。瑞安产生了相当大的不满，因为他意识到他永远都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一个宫殿股的房子，或者说那为什么能让他快乐；他只是因为永远都买不起这样的奢侈品而闷闷不乐。于是，瑞安便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满足。
乔舒亚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有让他挣得比其他高中同学都要多的发展潜力，有长期的事业成长可能。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像雪橇狗一样工作，去“得出成果”。他便真的像狗一样去工作，经常连续一个多月，每周七天从不间断地工作。他做得越多，卖出的东西就越多。而他卖出的东西越多，赚的钱、所获的称赞也就越多。在十八岁时，他赚到的钱就已经比他母亲所拥有的总数还多了。他已经准备好要成为(公司的)杰出人物，至少是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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