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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屠呦呦加入了“523项目”。
这位“年轻人”39岁了，留着短发，带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十分温柔．可在实验室里晃动烧瓶的样子又严肃到令人生畏。
接到任务之初，屠呦呦特别兴奋。“”中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暂停了．但“523项目”是高层特批，不受影响。她因为专业对口，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
“我很年轻，而且雄心勃勃，”屠呦呦后来回忆说，“很高兴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有事情做。”
然而，“523项目”的科研难度远远超过当时科研人员的想象。
它包含了三个难度极大的目标，并且要求科研人员在3年内全部实现：一是耐药恶性疟的新型防治药物，二是耐药恶性疟的长效预防药物，三是驱蚊剂。
由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性，任务还增加了苛刻的条款，比如，要求研究出一种或多种口服或外用驱蚊剂（口服驱蚊剂要求驱蚊时效12小时以上．外用驱蚊剂要求驱蚊时效24小时以上），而且所有药物除满足药效强、副作用小的常规要求外，还必须实现“一轻”（体积小、重量轻）、“二便”（携带和使用方便）和“五防”（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直白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项目启动之初，“要什么没什么”，除了电、水和显微镜，屠呦呦只有七口大水缸，在平房中用土法尝试萃取。实验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需要其他设备时，他们还得去其他科研单位临时借用。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在《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一文中指出：“真正让外国同行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很好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已经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
那时，屠呦呦已经有两个年幼的可爱女儿。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一个女儿被送进全托托儿所，另一个女儿被送回了宁波的外婆家，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母亲一面。
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是苏联留学生，从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后又先后在马鞍山钢铁厂、北京钢铁学院、国家冶金部工作。在他眼中，屠呦呦“和一般女孩不一样”，“心胸开阔，精力都在工作上”。
那几年，屠呦呦一心只有科研，她不怎么擅长照顾自己，经常找不到东西．行李箱也乱糟糟的。李廷钊一直支持她。从新婚到晚年，家里买菜、购物、做家务的大小事全部由李廷钊负责。新婚后，中学同学陈效中去小两口家串门，感慨“人家新婚夫妻家里很喜庆，他们家却有浓浓的学习氛围，家里全是书”。
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美国有名记者劳里·加勒特写道：20年前，实地工作的流行病学家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才，实地考察、实验室研究、生物分离，他们样样都行……问题在于金钱，或者说是无法赚大钱。任何一个25岁、聪明能干的年轻科学家都看得出，当一名“疾病牛仔”从经济上讲是没有前途的。 P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