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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选摘)

滔天洪水:世界秩序的重建

1915年圣诞节早上,格拉斯哥(Glasgow)工会工人不断发出嘘声,以此来迎接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这位过去的自由主义激进派、现在的军需大臣。劳合·乔治要求招募更多士兵投入战争,并说出了一番颇有预见性的话。他警告说,这场战争将重建整个世界:“这就是那场滔天洪水,它是自然的战栗……给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带来闻所未闻的改变;它是一场飓风,把现代社会的花花草草连根拔起……它是一场地震,将欧洲生活的巨石抛到空中;它是大地又一次的震动,各个国家稍不小心,就将前进或者倒退几十年。”四个月后,在战线的另一侧,德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说出了同样的话。1916年4月5日,在噩梦般的凡尔登战役开始六个星期之后,霍尔维格把一个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了德国国会面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经历过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历史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这场激烈的大战足以改变一切。到1918年,亚欧大陆上的古老王国—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都已经在“一战”中土崩瓦解,中国则因内战而动荡不安;到20世纪20年代,东欧和中东的地图已然重绘。尽管这些变化是如此不可思议、众说纷纭,但其重要性仍然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更加深刻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改变。一种新秩序在战火中冉冉升起,它超越了新兴国家喋喋不休的争吵和民族主义表演,彻底重建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俄国和美国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理解这场权力转移的规模与重要性需要一些地缘政治和历史的想象力。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秩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决定性因素——新兴大国美国——的缺席。但对于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来说,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前景确实有一种让人痴迷的魔力。

1928年年底到1929年年初,在大战结束十年之后,三位同时代的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都在回顾历史。1929年元旦,在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保守党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正抓紧时间完成他“一战”史诗《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最后一卷《战后》。对于那些熟悉丘吉尔后来的“二战”回忆录的人来说,最后这一卷令人惊讶。1945年后,丘吉尔将创造一个新词“第二次三十年战争”(Second Thirty Years War),把对德国的长期战争描述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然而在1929年,他说的可大不一样。那会儿丘吉尔在面对未来时相当乐观,而不是垂头丧气。一套新的国际秩序似乎已经在“一战”的狂风暴雨中逐渐形成了。通过两个区域性条约,全球性的和平已经建立起来:1925年10月在洛迦诺(Locarno)提出的《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12月在伦敦签署)以及在1921年年底到1922年年初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Pacific Treaties)。对于这两个条约,丘吉尔写道:“是一对坚不可摧的和平金字塔……需要得到世界大国及其全部陆海军力量的拥护。”这两个条约使1919年在凡尔赛未能完成的和平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张空白支票填写完毕。丘吉尔认为,“我们翻遍历史,也无法找到类似的伟大事业”。他写道:“现在,我们的希望建立于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永远远离战争的恐惧。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各个大国向着世界组织稳步迈进,确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而对于希特勒和托洛茨基来说,他们在“一战”后十年回望历史时,显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1928年,曾经的“一战”老兵、从失败的起义者转型成为政治家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大选失利的同时,还在跟自己的出版商讨论,打算在第一本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之后再来个续集。第二本书的计划是将他1924年以来的演讲和文章编成合集,但由于《我的奋斗》在1928年的销量就像希特勒在选举中的表现一样糟糕,因此他这份手稿并未出版。这就是后来的“第二本书”(‘Second Book’[Zweites Buch])。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倒是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写作和思考,因为在与斯大林(Stalin)的斗争失败之后,他被驱逐到了哈萨克斯坦,1929年又流亡到了土耳其。在那里,他笔耕不辍,记述下自1924年列宁逝世后的革命局势。把丘吉尔、托洛茨基和希特勒放到一起,虽然说不上令人反感,但也挺不搭调的。对一些人来说,将这三个人相提并论,本身就足以引发争论。当然,无论是作为作家、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作为道德个体,这三个人的分量都不尽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对世界政局的看法互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