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n>家庭对个人教育的代际效应有多大
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政策其实就是围绕学校和学校以外的因素(主要是家庭）究竟谁对学展起更大作用而展开的一场争论（Albright和Conley，2004)。因此，在家庭与教育等的关系的研究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个人之间在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上的差异?是相对于学校环境、同伴等其他因素，家庭对个人的教育有多大影响?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当我们在谈论“家庭”的影响时，到底指的是什么?换言之，即“家庭的哪些方面对个人成就起作用、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何起作用”(Albright和Dalton，2004)。然后，本章介绍用于测算家庭影响的代际相关系数和同胞相关系数，最后讨论家庭的作用是否随制度变迁而变化。1.1.pan>概念框架在广义层面上，家庭方面的原因括各种不能为个人所选择的因素”(Bjorklund和Salvanes，2011)，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通过遗传继承的禀赋、基因等，即文献中所说的“先天遗传因素”(nature)，如父代通过生物遗传将肤色、身高、长相、智力等特征传递给子代，这其中有些因素可以观测，有些因素则不可观测或难以观测。二是个人成长于其中的家庭教养环境，即文献中所说的“后天环境因素”(nurture)，如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社会身份、阶层等度量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结构，除此之外，括一些不可度量的家庭氛围、生活方式、文化品位等特征。这种后天环境因素以直接的“文化影响”(culturalinfluences)和间接的地位优势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例如：子女对父母的模仿（parernlimitaion)——子女会因为经常看到父母读书而意识到读书学件有回报的事情；父母有意识的“引导性的教育选择行为”—一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他们既有提高子女哥教育程度的意识，也有为子女选择良好教育的能力。这种选择行为还会因为匹配性婚姻(asoraive mating)的影响 得到强化(Chechi,2005)。之所以存在普遍的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性，除了先天遗传因素外，还有来自后天教养环境的原因括以下几点：从教育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教育获得或者教育成就与家长在育儿行为(parenting)上的投人有关。这种育儿投入括物质方面的投入数量和质量，括时间上的投人数量和质量(Leibowitz，1977；Bjorklund 和 Salvanes，2011)。第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因此更有能力或者更偏好增加对子女物质方面的教育投资，为子女创造更好的后天教养环境，如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提供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课外活动，提供更好的营养健康环境等。第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情况下，母亲更有可能减少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从而增加家庭育儿时间投人(Leibowitz,1977)。第三，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会降低其生育意愿。如果给定父的育儿资源投入，当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时均每个子女的育儿物质投人和时间投人会增加。在经济学研究中，这一理论也叫作“子女数量一质量权衡”模型(Becker和Lewis，1973；Beck和Tomes，1976)。第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一般有更好的教育理念和育儿技巧，如增加在家中为孩子阅读的频率、强化家校联系等，这些育儿行为有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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