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人其学之评析
作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内藤“日本人”的既定身份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他的思想学术必定处于中日双边文化的交界线上，即处于中日两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发展的交界线上，呈现出复杂性。
一方面，中国文化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修养与研究，在内藤湖南的价值体系及感情世界中，占据着特定的位置。正如内藤耕次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谈到内藤为人处世在情感上的好恶：“厌恶的东西：愚钝的蠢物，迎合大众的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的迂愚的道学家，细腻的日本画、歧阜提灯、静寂、古雅、茶、民间艺术，美国的机械文明，赶时髦、社交舞会，登山、体育，恋爱至上主义者。喜欢的东西：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喜欢。”在罗列了种种厌恶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东西几乎涉及到了日本文化的精髓（如日本画、茶道、俳句的精神追求）与美国的代表性文化（如机械文明）之后，喜欢的东西却如此简单、明快：“只要是中国的！”我们在内藤的自序和传记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为这段话作证。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化这份独特而深厚的理喜爱，致使内藤能够充分肯定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认为像中国这样自发的、独立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体系，才是世界史发展的自然样式，具有世界史上的“普遍性”意义。他的中国史研究和关于中国的评论，注重挖掘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和规律，是在此基础上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之论。从这一意义上说，内藤中国学是一种“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中国学，是对于中国的“内在性的评判”。这使他有别于当时日本中国学界所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倾向：即以认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为前提，并将之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标准来指导一切学木活动，从而否定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和特殊性。这方面尤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东京学派的中国学家为代表，他们的中国学可以说是种心目中“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或者说是对于中国的‘外在性的评判。
另一方面，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杯，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才是牵动他情感至深处的毕生理念。他的记者经历、他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他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使得他比一般的中国学家更为注重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对于民族使命感的重视；他的学术研究也常常以预言未来、警醒时人、指导现实为己任。这构成了内藤中国学基本的思想特质。因此，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与侵略中国的政治企图沆瀣一气，从而在本质上背叛了中国文化。当他的民族主义情感发展到无视乃至伤害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就滑向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扩张主义。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内藤湖南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学家、中国文化爱好者身上都有体现。稍稍注意比较一下近代日本中国学家的中国观，就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对历史的中国，或中国的历史文化充满景伸与深情的，而对现实的晚清民初的中国却不免带着蔑视与张狂的心理，从而与那个时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治脱不了干系，甚至走上以自己的学术为侵略政治助言、为侵略行动做先头兵的道路。同样道理，在近代中日交往关系中，那在语言、风俗、经济、地理等方面堪称是“中国通”的人物，也往往更易走上扩张侵略或为扩张侵略服务的道路。这是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悲剧，也是近代日本中国文化热爱者、研究者的悲剧。
P60-61
第八期又要发稿了，首先向作者和读者们道歉的是，我们的第七、第八两期都拖得太久了，本应都在2001年出版，因各种原因拖至今天，作为编者十分不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所开始的汉学研究今天已初具规模，国外汉学著作大批被引进中国学术界，它对当代中国人文学科规范的重建、视野的开拓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至今在对这一学科的理解上仍不能统一。如果要发展这一学科，其基本规范的确定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本期的“汉学一家言”继续推出关于这学科性质的讨论。任先生的文章高屋建瓴，李先生的文章宏大深远。其中陈跃红先生的长文不可不读，此文很可能会引起争论，但的确点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今后我们还要再发一些稿件来讨论这一问题，尤其是希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史、哲各个具体学科的专家发表高见。“汉学家专页”的两篇文章都很有特点，史华兹先生已经谢世，程钢的文章表达了我们对这位美国汉学家的怀念。钱婉约的文章写得细致深入，提供了一种对汉学家个案研究的范例。
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一直是本刊研究的重点，贺圣达先生的文章将整个东南亚纳入研究视野，论文的材料和角度都使人耳目一新，沿着这思路本刊还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全面研究中国文化外传之轨迹。
已故的法国汉学家史太安的道教研究，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巴斯蒂的欧洲中国史研究回顾，当代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许倬云、孙康宜的文章都为本期增色不少。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当代国外汉学家直接为本刊投稿，以推动域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这也是我们办刊的宗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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