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起航了，渐行渐远，海水的颜色变成了黑蓝色，萧红站在船尾眺望着，城市的影子已经消失在视野中，触目所见都是黑蓝黑蓝的海水，汹涌着波涛。这是1936年7月16日，萧红只身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日本东京时的场景。身处大海之中，无论色彩的晦暗还是动荡的情形，都像眼前萧红的心情。
去日本的动机是萧红心中的一个痛……
萧红与萧军到上海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苦困窘，《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下，以“奴隶丛书”之一、之三的名目相继出版，他们渐渐叩开上海文坛的大门。作为文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报刊向他们约稿，有人把他们当作明星来追捧，生活开始变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起来。但是，以往被生存压力所遮掩、压迫的矛盾，此时却浮出了水面。萧军此时与一位在哈尔滨时期结识的女士陷入情感纠葛之中，萧红的情绪陷入极度悲苦之中。
萧红对萧军是依恋的，惟其如此，才使她的悲哀那么深重。她怨恨着，郁闷着，又依恋着，外界在她了无情趣。萧军出外的时候，她便四处游荡，随意打发餐饭，除了鲁迅一家，她没有更合适的去处。她是将鲁迅当作慈祥的长辈来看待的，像童年时亲近的祖父一般，于是便惯性般地每日前往鲁迅在四川北路的寓所排遗时日。然而，她又是矜持的，不愿过多向不相干的人倾诉自己的软弱和屈辱。毕竟，爱人的不忠不是一件值得向人表白的事。所以，朋友们都只是约略地、模糊地感到这一对作家夫妇的生活出了问题，也在萧红沉郁的面容上感到了她的悲苦，但她自己并不多言。由于二人都在苦恼怨怼中无从自拔，但又都无意就此分手，恰好他们共同的朋友黄源的夫人在日本东京留学，萧红分别多年的弟弟张秀珂也在日本读书，于是，二萧商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以一年为期来考验他们的感情，做弥合裂痕的努力。
在这样的心情下，萧红来到日本，学习语言、读书、写作。
但在日本的生活是寂寞且寡趣的。张秀珂在萧红到东京的前一天已离开，姐弟俩错过了相见的机会；原寄望能有所关照的黄源夫人，因经济拮据而提前回国，萧红更加形单影只。异国他乡，连讲一句话的人也没有，加上言语不通，她像一个聋哑人；没有书报看，想去街上走走，不认识路， 也无法问路。她曾去神保町的书铺，却发现那书铺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的一切太生疏了，满街响着陌生的木屐声，她的孤寂难以言表，就像充军西伯利亚一般，只能在信中抒发自己的孤寂和思念。自1936到1937年间，从东京寄出的书笺有几十封，经过漫长的岁月，逃过种种劫难，留存了下来，晚年的萧军曾将其做了适当的注释后发表。
再粗糙的人，都能从每一封信里，读到一个处于日常琐碎状态中的女人，对远方爱人的依恋和思念，以及对自己细弱灵魂的自省。病弱的身躯、纤细的感触，使萧红容易将眼前的苦痛放大几十、几百倍，把自己沉陷进去，咂摸、咀嚼，结果是不胜扰攘和更多的痛苦。“灵
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她这样表示对自己的否定。
东北那一方辽阔的黑土地养育出来的男女，大概都有一种对阔大、豪放、雄壮气质的爱好。就像《生死场》中王婆对张三态度的几次变化，表明了东北女人有一种与生俱来、与血脉共涌的对男性雄性气质的期待、倾慕和拜服；那么反过来，当处在男性的压迫之下时，柔弱的女人便成为这种“爱好”的附加品。这是无法避免的。
萧红也同样无法避免。
—个传统社会里女人中的异类，多愁善感，细腻柔弱，敏感多思，又风情张扬，不肯抹去一丝女人的印迹。她“崇敬粗大的、宽宏的”，而与她有相同地域、文化、习惯、性情爱好的，她所深爱的萧军却时常伤害她。可能是无意的，但伤害却是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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