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理论
自从柏批图宣布历史的进程在72000年内回归自身，自从波里比阿辨明一种“循环运动”，据之邦国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同一点，历史循环理论就成了欧洲思想的家常便饭。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熟稔此论，维科在18世纪初就对之进行了修改，黑格尔在19世纪早期又一次修正它；这一观念的完整历史将显示出许多奇怪的变化，并且涵盖很长一段时间。此处，我不打算概述其历史。当前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对这种一般理论的，且对我们来讲．令人惊讶的阐释．它包含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博士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的历史观把历史看做是一系列文，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相（physiognomy),存在并起作用直至小的细节，而且每一种都遵循一种确定的发展过程，历经对所有文化都一样的连续阶段，每一种文化都有着它的春天、它的初升阶段，经济地根基与农业生活并在精神上可由丰富的神话想象辨认出，这种想象在史诗和传说中表现出来．这种世界观后来在哲学和科学形式中得到发展，、然后是它的夏季，迅速掀起了一场对春天的神话、经院哲学及其延伸部分的反叛．在这个阶段，一种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城市智性把宗教推入后台，使严格科学形式 的意识处于显要地位。这个文化的秋天将这种意识推至极限，同时它看到了宗教的衰落和内心生活的枯竭；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就是它的显著标志。后冬天来临，文化衰落，文明君临，大城市的物质主义生活开始了，科学被崇拜——只要它有用，艺术和知识创造力开始凋敝．学院式和职业的哲学家们出现，宗教消亡，精神生活的所有清泉都在干涸．四阶段区分并非必然，有时可以方便地区别出多于或少于四阶段；然而在一种文化中无论区分出多少阶段，在所有其他文化中必然会区分出同样数目来。因此，我们称文艺复兴对哥特式艺术的反叛对于我们的文化就是一个形态学上的必经阶段；它被称作一种文化的早期或原初阶段的结束和意识的或城市阶段的兴起，其间为自己工作的个体取代了春天的无个性的协作劳动。因此，同样的时期必须在所有文化中出现。在埃及它是对金字塔风格的反抗，在希腊是古典时代的终结，等等。进而，拿破仑标志着西方文化从秋天向冬季，从适度文化向文明的过渡；严格意义的国家的崩溃和帝国主义的开始，大城市对乡村取得胜利，金钱战胜了政治．这样拿破仑确是与标志着从希腊世界向希腊化世界的过渡的亚历山大是相同的（或者，用斯宾格勒自己的话为“同时代的”）。我们现在所处阶段是被煽动主义( demagogism)伪装起来的财阀政治．它被称为“民主制”，以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为代表。
因此，循环在细微处重复自己，每一阶段在每次循环中都重新出现。然而重现的绝非同一阶段——没有什么东西能发生两次——而只是某种类似物，某种在新循环中与旧循环在结构上相应的东西、此处比较解剖学是一个线索。鲸鱼和象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们的每一种东西都是适应自己的生活，鲸鱼完全是一只鲸鱼而大象彻底是一只大象，但是其中一个的每一样器官和骨骼都与另一个类似。形态学的任务是立刻掌握这种各部分的类似或相应，以及由于两个物种间的根本差异造成的区别。只是说“大象的这块骨头让我想起鲸鱼的那块”是不科学的，说“大象和鲸鱼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比较两者毫无所得”同样也是不科学的．同样地，仅仅提及历史中的相似处．如在亚历山大和恺撒间的相似．或佛陀和基督间的类似也是不科学的：说两种文化的差异如此之深，以至于找出相似是不可能的，同样也是不科学的。惟一科学的是立即承认相似与差别，把它们结合成一种类似或结构一致性的概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和恺撒不可能类似，因为他们处于同一文化中，一个终结了它的秋天．另一个帮助巩固它的冬天，尽管后者并非关键。佛陀和基督更少可比之处．因为后者标志着阿拉伯文化创造性的春天，而前者是印度僵死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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