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介绍还以为是一本小说,打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台湾老人的传记。看看开头语言很平实,但是就凭这样一本自传就在去年的各大排行榜上占据耀眼的位置吗?而且有一阵还断货了。接着看吧!感觉越看越精彩,质朴的语言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另一位作家《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其实不需要修饰,不需要润湿,作者精彩而曲折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故事和小说。这一生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巨大变化,让我们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
作者齐邦媛出生在铁岭,现在抚顺沈阳铁岭同城化,都共用一个区号024,所以也算得上的老乡了。而巨流河就是指的是辽河,抚顺的母亲河浑河就是辽河的一个重要支流,齐邦媛的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就是从巨流河开始的。齐邦媛的父亲当年跟着郭松林造反,想要推翻张作霖,军队势如破竹,沈阳城内很多人都准备撤离了,结果在巨流河,郭松林的部队停留了几日,时局就发生了突变,张作霖调集援军,将郭松林的部队击溃与巨流河西岸,齐邦媛的父亲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活。
齐邦媛跟着父亲到北平,父亲组建收容东北学生的中山中学,到现在沈阳还有中山中学,在门前就可以看得出这所中学的气质不凡,光建筑就让你感觉到历史的厚重。后来时局变化,又逃亡上海,接下来辗转武汉,最后落脚于重庆,齐邦媛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一点一点长大,从中学一点一点读到了大学,齐邦媛考的是武汉大学,在朱光潜先生的门下,而且正是朱先生让她改哲学为外国文学,让她走上了一条学术之路。战火中的武汉大学在乐山授课,那三江汇流之地,我也曾去过,可是求学之忙,齐邦媛竟然连峨眉山都没去过。毕业和日本人的投降几乎同时到来。走出重庆,去上海,去南京和家人团聚,可是很快内战就开始了,正好台湾有个助教的工作等着她去,她这一去没想到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台湾结婚,在台湾家庭团聚,在台湾开始她的学术生涯,在台湾做妈妈,做主妇,做高中教师,做出版社,做教授,创办外文系,两次到美国做教师交流,甚至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最后还是在台湾大学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这一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见证了多少风风雨雨,这本书值得一看。只是大陆出版的是删节本,想看全本只能买台湾原版了。
最早是沙龙的章玉政同学说,这书不错,网上已经断货,如果要买,某街某角落某小书摊细声询问某老头或某老太婆,或许还有压仓存货。他是写书的,自然善读会挑,也有自己的隐秘渠道。再看各大2010年的最佳图书榜单,《巨流河》更是高居前茅。
文本是从网上荡下来的,一口气读完了,没付一分钱。有些对不住,又自我宽慰道,真正伟大的作品并不以商业利润为原始动力,读者一路唏嘘,掩卷后一声长叹,在共同的民族苦难面前,你说不清楚谁更幸运,谁更不幸,恍惚迷离间完成一次有些痛感的精神洗礼,这应该就是应该是耄耋之年的作者齐邦媛教授的最大心愿了。
《巨流河》,书名类似的海外华人作品很有几本。黄仁宇的《黄河青山》、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或许,也包括胡兰成的文化论著《山河岁月》。为什么这些大作家大学者都丧失了想象力,不约而同使用了同一个意象——江河?这一意象的学术升级版,应该就是唐德刚的中国“历史三峡论”吧。
其实,一旦洪波涌起,任何个体只能随波逐流,随风乱窜。只有奔流的江河才能衬托浮萍孤蓬之渺小与无奈,这与其说是文学修辞,不若说是直白感叹。《巨流河》书中有一小标题“渡不过的巨流河”。“渡不过”,是郭松龄反叛失败的转折点,又何尝不是铁岭齐家命运河流诡谲莫测的隐喻。
齐邦媛说,“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逝者如斯夫。川上写离乱,哀黎民,叹兴亡者,如黄仁宇,唐德刚等,都有过类似的人生经历,学生,流亡,放洋,成为学者名流,一部恢弘壮阔,而又幽微惨淡的奥德赛苦难之旅。
巨流河是辽河在清代的称谓,是作者的母亲河。河流寄托着家乡的思恋。“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说不尽的美好江河,每个人的家乡,最终都汇聚成了一个大写意的大江大河,黄河青山,一个命运共同体。
以往相关题材的大陆作品不多。要么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为代表的文史委员忏悔型书写,要么就是《高玉宝》一类血泪控诉型,读起来“慨而慷”,有宏大快感。熊培云说,“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让观众恢复一种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痛感,是包括《黄河青山》、《大江大河1949》和《巨流河》的通感。
我的一位初中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说过他两个舅舅的故事。村口招兵,弟弟内急上茅厕,提着裤子追出来,哥哥已经跟前一拨队伍走了,幸好又来了一队人马。一样的旗帜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打鬼子。结果还算好的,都活了下来,只是一个在台湾,另一个在大陆。宏大的历史叙述早已叠梁架屋,而无数小人物的“微历史”则则湮没不闻了。如今,“微历史”的复活,显然为历史的“保鲜”和反省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手段。
没有花哨的文学技巧,以时间为主线,齐邦媛的女性笔触别有一分典雅素净。前半部分看饱颠沛聚散,痛感弥散中,又充满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而后半部基本上是自己的学术自传,略显单调。
有好些痛感强烈的“痛点”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她与张大飞的夹杂着朦胧情爱的友谊。张大飞来信,“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我想起中学课本中林觉民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奥登《名人志》中说,一先令传记给你全部的事实。又有西方评论家云,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不错的,《巨流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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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每个中国人都值得一看的书,了解我们真实的历史,去真正走近我们那个多苦多难的国家。也许现在的我们目光早已经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看的迷失了自我,特别是年轻一辈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比我们的先人,祖辈在物质需求上要富足不知道多少倍。可是我们缺少的信仰,价值让我们的灵魂只是一个躯壳。
看《巨流河》走近的是齐邦媛的人生,可是却让我的心也不知不觉的审视自己,审视我们的社会与国家,一位八十岁的历经了人世沧桑的老者向我们娓娓道来。对于台湾,我想我们了解的或许太少,1949年蒋介石退走台湾,带走了所有可以带走的值钱的东西,还带走了两百万个土生土长的大陆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自古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生活在台湾的异乡人,他们回不了自己的家乡,在台湾又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感,记得白先勇曾这样评价这群人,他们是流浪的中国人。中华名族亏欠了他们。
我只想说,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一段血泪史,每个国人都应该看一看。
《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的友人如此总结他对《巨流河》的读后感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我读了四章的《巨流河》,现在的感觉仅是“如此悲伤”。
齐邦媛于1924年生在中国的东北,她经历、见证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分裂、战争、屈辱、悲苦……过去我们对那个时期的历史的了解多是来自历史书或媒体那种宏观性的描述、报道,什么战役发生在何时何地、取得的结果及意义或经验教训等等,很少有那么微观具体的描述告诉我们这些后人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的痛苦和辛酸,我们习惯于听到战争时期“抛头颅、洒热血”的战争英雄的事迹,却无从细微知道普通人面临的绝望和抵抗,《巨流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空白,作者用她深刻的笔触告诉我们,他们一家在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还有身边普通人的心酸无奈。作者记得她儿时的一个小伙伴曾对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的脑袋挂在城墙上。”看到这里,虽然就是这一句话的描述,虽然当时的历史背景已离我们太久,但还是心疼、心疼那个年代的同胞还有那些孩子。
齐邦媛的父亲是齐世英,我这样给周围人介绍齐世英:蒋介石曾亲自将齐世英开除党籍,可见齐世英绝对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否则也不用蒋介石亲自出手“收拾”他。在过去的历史课及自己的平时阅读中,从未碰到过“齐世英”这个名字,现在有幸读到他女儿的著作,了解了他们一家及那个时代老百姓的遭遇。
读了四章的《巨流河》,在触动自己的地方我就折上页脚,现在一看已经折起不少地方,其中有三处描写特别让我唏嘘。一是作者对她母亲的记述。作者母亲嫁人后,十年间丈夫因为出国读书、在外工作在家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而作为妻子的她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每年只能回两次娘家,其中还经历了丧子之痛却因为农村的封建思想只能偷偷流泪……那个时代的女人真可悲,她们完全没有选择自己婚姻、命运的权利啊!作者的母亲在丧子后由于精神有些恍惚,婆家就同意娘家将她送到远在南京的丈夫身边,当时两家得出的共识是:送到南京,如果丈夫不收留,那就接回娘家。哎,那个时代的女人多悲哀!作者的母亲真是幸运,她的丈夫是个温文尔雅、有责任感的政府官员。
作者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述:那些年,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我很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室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我就安然入睡。我从没如此强烈的感觉过一个女人如果不独立、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件多么可悲、可怕的事情,不仅对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作者的母亲是幸运的,她遇到了这样的老公,真难想象那个时代其他的女人要怎样度过一生。
这四章中第二处令我很唏嘘的地方是关于郭松龄将军的事迹及他和她妻子的感情。郭松龄将军的事迹我也是第一次了解,他曾是张作霖的爱将,深受张作霖器重和赏识,但他无法认同张作霖的政策,当时东北已在日俄的觊觎之下、形势处在危境中,他无法理解参加军阀混战有何意义?他觉得东北沃野千里,农耕缺人,而青年官兵伤亡异乡,遗族处境悲惨,实在应停止征战,教育生息。于是他公开“叛变”张作霖(我越来越觉得很多词其实都是中性的,比如“叛变”),最终被张作霖镇压下去。郭氏夫妇的尸体在沈阳暴尸三日,没有人敢去祭拜。其实在郭松龄逃亡时本可以避免一死,但因为郭夫人不会骑马,他不忍独自逃生,同坐马车,结果被对方骑马追上,就地枪决。当时郭松龄四十二岁,郭夫人三十六岁。
作者的中学六年、大学时光都是在国家危亡的背景下完成的,那时不仅条件简陋,还要经常在睡梦中被警声惊醒然后跑到防空洞躲避日军的空袭,当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啊!不幸中的万幸是,作者在南开的初高中及武汉大学都接受了非常棒的教育,当时在战争背景下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都迁到西南部,硬件虽然落后简陋,但是在战争后方的校园里却有一大批杰出的教师,看着作者描述她从初中到大学接触到那么多优秀的老师真是羡慕!特别让人嫉妒的是朱光潜是作者大学的英语老师!!!而且因为作者英文优秀,朱光潜曾单独向作者表示可以做她的导师!!!
除了这三处外,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比如作者在大学时遇到了共产党借大学校园里的“读书会”而吸收年轻学生的事情,作者的父亲如此告诫她:吾儿生性单纯,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吾儿只身在外,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多么英明、远见卓识的父亲!还要替作者庆幸她乖乖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没一发昏而变“左”了。此外,还有作者对张学良的评价,这些年的学习还有接受的熏陶,总觉得张学良 是如何的伟大之类的,但是作者在书中对张学良的评价很负面,例如书中的记述:…其(指张作霖)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后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看来还是冯仑说得好:历史没有对错,只有胜负。以前觉得历史就是历史书上写的那样啊,没想过要去质疑,现在读的越多、了解的越多,就越发现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同的双方真是能得出天壤之别的评价,最可恨的是几亿人多年来接受的历史教育很多都是假的。
《巨流河》带给我的感动和震撼远不止这些,很荣幸能读到台湾同胞写下的有关中国那段历史的文字,让我能了解到在一个水深火热的时代背景下老百姓的悲欢离合。
《巨流河》是今年深圳评选的年度好书之一,看了简介才知道巨流河就是现在的辽河,而作者是铁岭出生长大的,23岁去了台湾并度过余生。如此奇特的书怎能不买、不看、不评。
我用了三天时间,随着作者的娓娓道来,从遍地硝烟的东北、北平、南京,到抗战后方的广西、湖南、重庆、上海,最后定格在台湾。作者是在写自己的一生,也是在写她的父亲的一生。之前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了解了当年逃到台湾的外省人的故事,今天又看到了一个当事人亲自叙述当年的心境。说实话,真的很佩服作者,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可以把几十年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晰,连当时的对话、景色、心情都记得明明白白。
作者齐邦媛生于1924年,那时的东北还没有被日寇占领,但也属于兵荒马乱的年代。齐家早年从山西移民至铁岭,在当地算是名门望族,拥有几百垧土地,家族重视教育,文化层次普遍较高。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留学德国学习哲学,后又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精通英、日、德三种外语,可谓文武全才,加上为人正直、大气、富有理想主义,热心教育事业,忧国忧民,一生为强国梦奋斗。东北沦陷后,带领他参与创办的中山中学师生辗转千里,先到南京后到重庆,为中国留下一批复兴的种子。还在抗日后方创办《时与潮》杂志,介绍西方政治、二战形势、文艺作品,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谁知最后国民党败退,齐世英也不得不退到台湾,直到以84岁高龄去世。
齐邦媛的一生是幸运的。她生长在一个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从小不必为温饱而愁苦,可以接受到良好而完整的教育,加上天资很高,就读最好的中学和顶尖的大学,遇到最优秀的教师,享受过纯真的爱情和友情,温馨的亲情,几次生命垂危,却又都化险为夷,享有高寿,还皈依了上帝,找到了精神寄托。
从《巨流河》中,我读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坚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难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为了躲避如魔鬼般的日寇,学生和教师一路逃难,一路教学,因陋就简,弦歌不辍。在躲避空袭的空当,齐邦媛还在背诵济慈、雪莱的诗歌。逃进诗歌的美丽殿堂,暂时忘却国破家亡的苦楚。人类的千年文明留下的大量文艺作品,在这时起到了疗伤的作用。诗歌也能发挥出和宗教类似的作用。
当时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汇集了一批名师,齐邦媛在这里度过了6年时光,这六年奠定了她的读书趣味和人格基调。南开中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中学,其灵魂人物非张伯苓莫属。书中对他也有些描述。张校长留下来了很多名言,其中“中国不亡,有我”无疑最是掷地有声。
《巨流河》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应该是张大飞吧。这位早年父母双亡的孩子,心智十分早熟,有着一腔爱国的热血,同时又有着基督徒的爱和怜悯。为了击退日寇,减少民众伤亡,他选择了从军,成为飞虎队的一员,在空中与敌人搏杀。在训练和战斗的间隙,他给齐邦媛写信,探讨灵魂问题,一直坚持了几年,这些信陪伴着齐邦媛从少女成长为青年大学生。他应该是齐邦媛的初恋吧,尽管二人并没有真正的谈恋爱。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张大飞在战斗中牺牲了,没有看到胜利。受张大飞的影响,齐邦媛也皈依了基督教,在主的怀抱中获得慰藉。几十年后,当齐邦媛已经满头银发,垂垂老矣的时候,她终于踏上了故土,在南京英雄墓园中看到了记录张大飞信息的墓碑,短暂而绚烂的一生只换来一句凝练的话记录着他的生卒年。天地苍茫,落叶无声,白云仍在,只是换了人间,不知手抚墓碑的她想到了什么。
书中最让人感慨的就是齐邦媛对几十年后回乡见闻的描述。时间是最无情的,他让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最后变成鸡皮鹤发的老者。好在人是有情的,跨域几十年的距离,当年的好友依然惦念,齐邦媛来到大陆参加同学聚会,也看望了当年的好友,好友在她到来后朗诵着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一幕怎能不让人泪流满面。 她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只是旧时山川已改,人多不识,现实的故乡已经替代了梦中的故乡,儿时嬉戏玩耍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曾经的芍药花也不见了。值得欣慰的是,中断了几十年的中山中学在辽宁家乡重建,为乃父一生执着的教育事业留下了香火。
几十年后,两岸的对立转为和平,泛政治化色彩逐渐消退。几十年前的争斗仿佛是一场闹剧,更准确的说是一场悲剧,流血千里,死伤无数,换来的不是更有保障、更有尊严、更有自由的生活,而是更加牢固的枷锁。好在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出行将落幕的大戏,要收场了。
这一本书可以说是劫后 余灰,也是作者最后的交代。作者已经86岁了,用生命最后的能量铸造了一本好书,画上了一个完满句号,这是神的恩典。
去年年初,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聚焦于近代中华民族大割裂的一个关键时间焦点,从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经历的发掘来表现那个时代的悲剧,读来痛彻肺腑!特别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那一章,记述的有豫西南阳中学学生颠沛流离的历程,感动的我热泪盈眶。因为在那最终走出的学生中,应该就有一位是我母亲的三哥,他至今仍生活在台湾。在60年前的异国他乡,只有一部《古文观止》是他们的教材,但撑起的是不屈的脊梁和中华文化的命脉。
今年年年初,读到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同样让我感动,让我沉痛!但读后却哀而不伤,反倒有一种沉静、舒缓的抚慰,也许是齐教授一生的回顾,让我在看到无奈的、悲苦的、搏命拼杀的时代命运之外,更看到了中国人生命力的旺盛、中国文化的深厚基因、中国知识分子学术追求的薪火相传之不绝。
作者在自序中讲:“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60年来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亲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献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的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扎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i、逃避,知道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于是她以80多岁高龄开始动笔,历时四年,向我们讲述了那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那个所有人“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以及建设台湾的筚路褴褛之艰辛。
从东北到北平、南京、再经中华腹地流亡到大西南,最后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落地生根60年,齐教授的人生和家国的丧乱、族群的割裂形影相随,《巨流河》以真实的历史细节见证了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尤以抗战岁月的回忆最令人动容。在苦难悲壮的抗战氛围中的青春期,确实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即使面对巨大的悲痛和哀伤,齐教授的回忆依然是那么的内敛、沉静、直白而舒缓,读来却直入肺腑肝肠。
《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形象非常鲜明,有足够的代表性:
父亲齐世英,一个那个时代投身社会改造的革命者的典型。政治上虽不得意,但以正直的个性、真实的性情呈现出饱满的人性力量,这也是可以使台湾走到今天局面的中坚力量,是中国人“士”的具体体现。
张大飞,背负国恨家仇的抗战烈士,在胜利的前夕殉国,是全书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的悲惨身世、他的虔诚信仰、他的脉脉柔情、甚至他短暂的我们无法了解的婚姻、、、、张大飞的一生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却“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朱光潜,在抗战中的严酷环境中坚守职责的教授、学者的代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所培育的人才,所获取的教育成就,至今成为我们文化史上的传奇,映照我们当今现实的的可笑:空有大学之泛滥,未见大师之影踪。
钱穆,一个在万方多难的境遇中孤心苦诣传承文化薪火的现代儒者。仅从其所著《国史大纲》的序言就可以想见此人的家国忧患之深、文化更生之力。这种文化生存意识上的终极情怀,在大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台湾风雨飘摇的时代不容于当道,实在可叹,但齐邦媛教授却何等幸运,有此绝佳请教良缘。
钱穆的这段序言值得每一个读得懂汉字的人认真诵读: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
此书情感之诚挚、细节之真实、语言之温婉使我们通过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走向,一条流淌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滔滔巨流河。但愿有更多的人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特别是留存于大陆的一代人,他们60年来的故事需要历史真实地记录。
齐邦媛先生的回忆录《巨流河》,是看了很多书评之后买的,第一次买,还断货。可见喜爱这本书的人不少。
齐邦媛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让我这个在武汉生活了近二十年,对武大分外熟悉的小女子生出一份认同与好感,虽然齐先生读书时的武大,因为战乱,内迁至四川乐山。
《巨流河》的确是一本好书。我最喜欢的,也最能引起我感触的,是前半部分,齐先生回忆中的童年和少年、青年。即使有家国之思,流亡之痛,战乱之苦,齐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依然有那么多的温暖和明亮,有那么多的美好和纯净,让我看到了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由此也想到,每个人的童年和少年,都应该有一份美好的回忆,这是父母对孩子应尽的教育与爱护之职,也是当政者对每一位小国民应尽之责。
来到台湾之后的齐先生,为了丈夫的事业而牺牲自己,则让我看到一位名门淑媛的隐忍与克制。齐先生无疑也是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学者。以八旬的病弱之躯写如此内容丰富的回忆录,家国情怀俱在其中,我们读到了感伤,读到了感动,更读到了一种不屈的信念和精神。这种信念和精神,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使人向上的力量。感谢齐邦媛先生,希望她在台湾健康平安!
内战仍未结束,这就是我读完齐邦媛所著《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版)的真切感受。
近些年来,大陆方面对台湾采取了宽容和解的政策,不只是人员、经济往来,在文化思想领域也允许台湾方面特别是国民党方面人士的言论发表了,近来我读的在大陆出版的《陈诚回忆录》、《宝岛眷村》和《巨流河》都应该算作是宽容和解政策的产物,我在读这类作品时,也乐于从中发现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看法,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有分歧也是正常的,即使略有敌意,也是历史的产物。但齐邦媛的《巨流河》这样一个写于近几年,出版于2009年(台湾天下文化)的作品,却还在把意识形态作为全书的主线,就无法让人接受了。
全书从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写起,直写到最近几年。时间跨度将近百年,涉及人物更是上有政治领袖、下有贩夫走卒,场面不能不称为宏大。在齐邦媛的笔下,凡涉及共产党之处,无不是与阴谋、迫害联系在一起的,抗战中,周恩来受南开老校长张伯苓邀请多次到南开演讲,她是这样来描述的,“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健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寇,成为世界文化大国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p124),还好她写到周恩来时可能是“顾念”校友的情面,没有直接写周恩来施展什么阴谋,但接下来她的话就让人感觉怪怪的,“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齐邦媛的意思就是说,周恩来到南开作演讲,不管他讲的是什么,都是在为共产党作宣传。在写到抗战和战后的校园学生运动时,齐邦媛的立场更是非常鲜明,认为凡是学生运动必是共产党的宣传蛊惑,所以对学生运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并自我标榜“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p126),但言犹在耳,我们就看到她参加了1946年2月举行的反对苏军枪杀张莘夫的游行。也许在齐邦媛的词典里,政治只是反对国民党的,为国民党帮闲的就算不上是政治。对今天普遍认为是正义之举的西安事变,她作如是说“张学良二十岁继续奉军地盘,毫无思考判断准备,只知权力,冲动任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p342),西安事变的意义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齐邦媛却以“贻害大局”来形容,看来,她是真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的。
国民党是最没有自省精神的,六十年来,他们两度失败,却总是不从政治上去找原因,反而是为自己的失败寻找种种的借口,与共产党的斗争,他们归咎于苏俄的援助。中共取胜的原因究竟靠苏俄援助还是得道多助,其实我们不用多论,只以齐邦媛书中引述孙元良的话也可看出端倪,“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p58)注意,孙元良在这里清楚的写到“在大陆失却民心”,失道寡助,国民党民心既失,失败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吗?齐邦媛又写到“蒋介石败退来台,困顿数年之后,不仅有了安全保障,也开始真想反攻大陆了。那时台湾的人口一千万左右(一九四六年民政厅统计六百三十三万),一九五四年大陆人口统计有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如何反攻?”(p199)以自己治下人口的多寡来为无力反攻作托辞,有些说不过去,在那之前的抗战结束时,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如何?为什么在各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会失去大陆,这难道不值得他们反思吗?不要说那时候国民党有装备良好的数百万军队,其党员人数都在千万以上,不还是归于失败了吗?世纪之交国民党在台湾的选举中失去政权,他们又认为是因为族群与省籍的问题,这样的说法我是不能认同的。
再谈及齐邦媛详细记述的他的父亲齐世英,齐世英是东北人中少有的追随蒋介石的政治人物,齐邦媛每每提及齐世英,总以“革命”来作标榜。其实政者正也,所以政治人物无不以正义、正气来作号召,近代以来,维新、改良、革命,都是与传统的“正”一样作为号召的口号,即使是袁世凯、汪精卫之流的人物,哪一个不是摆出忧国忧民的面孔来的呢?所以怎么去看待齐世英的所谓“革命”,我觉得不能是只看他的政治口号与主张,而还要看他真正的政治实践。即以其早年参与郭松龄反奉而论,虽然现在的论调多把郭氏的行动看作是进步的,但此论的出发点是张作霖系胡匪出身的军阀、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以我观之,郭氏虽然打着东北国民军的旗帜,其旗下却是一班北洋时代的失意政客,如饶汉祥、林长民之辈,郭氏如夺取东北大权,在政治上所依靠的也就是这些人物,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甚至还包括著名的汉奸殷汝耕)在他们的时代里都是落后的政治势力,即使反奉成功,也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看不出有什么先进性。郭松龄失败后,齐世英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得以逃生,其后又加入了蒋介石的“革命”阵营,至于蒋氏的革命是什么的,历史早有定论,所以我也不再赘言,只是想起学者沈志华说的一 段话,大意是中国近代人物中,著作中最常写革命二字的就是蒋介石,由此也可以看出,齐世英投在蒋介石帐下近三十年的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954年,齐世英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后来即与雷震、高玉树等人筹划另组新党(p301、p251),这组党之举似乎是齐世英一生最后的“革命”了,其一干同志与学生在纪念齐世英百年诞辰时表示,“当年组新党如成,今日台湾政治对立或可避免,不致如此突兀生涩”,历史不须假设,在齐世英他们谋划组党的时候,国民党的政治盟友中就有青年党、民社党,虽然与国民党有某些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实际上干的是小骂大帮忙的勾当(更不要说这两党中很多其实就是国民党人),即使再组一个齐世英的民主党,对台湾的政局又会有什么助益?无非是多了一个分一杯羹的组织罢了。总之,看一个人必须要既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某些口号喊得山响的人物,做得事不一定和他们说的一样,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实在是不胜枚举。
新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年,曾经历过内战的一代人也多已凋零,但从齐邦媛的书中我还是能看得出某些人念念不忘的内战观念。我想,与齐邦媛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且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真是她应该学习的楷模,黄仁宇所写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同样是在抒写自己经历的大时代变迁,却能够以史家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的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对其个人而言是痛苦的,但因为这种进步是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他也就同样是加以讴歌的,这等境界、这等胸怀,才是后人应该师法的。
齐世英是国民党CC系重要成员,抗战时期在东北活动的罗大愚就是他派去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臭名卓著的接收也是他负责的。他和他女儿写历史,会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可想而知。对于史料部分,都需要有判别力不能一概相信,更何况里边的观点。
国民党在东北地下活动的情况,并不成功,从41年到45年三次被破获,每次都差不多一网打尽,最后一次是1945年的五二三事件,当时国民党全东北的地下党员也不过一百多人,从罗大愚往下几乎全部被抓,而这个事件和罗大愚的无能有着直接关系,甚至罗大愚本人都是被中共的人给救下的。罗大愚在东北期间,和石坚分别搞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互相勾心斗角,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出版了不少关于国内历史的书籍和资料,里边充斥着大量的自我粉饰、辩解和篡改历史真相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辽宁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二·三0事件始末》(增订版),看看国民党是如何对待历史真相的。我本人手上也有一些台湾出版的正规历史资料汇编和书籍,掩盖历史真相的地方也能看得出来。
凡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算你们不相信大陆的官方历史,也不能就随便相信国民党的历史吧?在自我吹嘘方面,国民党绝对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大陆过去也不过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国民党则说蒋介石是宇宙伟人世界救星。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本书前半部分是被战争离乱的个人家族史,由辽宁到重庆、乐山、武汉,最后扎根台湾。
最令人难忘的是: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由北向南迁徙万里,校长老师对数千学生不离不弃;张伯苓长校的南开,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所被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而重建的学校。敌机轰炸城市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军队保护学校师生,并责令学校“弦歌不缀”;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期间,左翼思潮盛行,武汉大学田德望博士面对唯一学生认真讲授但丁《神曲》。
中国未亡于战争,是因为人文精神不死。
本书后半部分是作者作为学者研究文学的个人学术史。
只说说三点感想。
先说简繁版本之差别。翻看简体版后,继而托人从tw买来天下繁体版。因排版差异,两书看似厚度有差,实则并未删节那样多。基本集中在抗战后期之后,此前亦有少许。作者的出身及认知在删节文字中,有非常鲜明的表示,因此,倾向的存在,绝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判断。
再说邦媛先生的文笔,实是够有女性的柔软度。写到对张大飞的丝丝情怀,从此掩埋心底却也再无法忘却的永生爱恋,让我这种“钟情派”(看过该书,都该记得这个名头也)无法不为之触动。那是最黑暗夜里绽放的昙花一朵。而写到曾师从美学大师朱光潜或是台北外双溪屡次有缘拜访钱穆先生,只有那个年代才能够得到的机遇,则是让人羡慕不已。
不管是小资小清新居多的豆瓣,还是围脖,对这本书是好评如潮啊。我只觉得,前半部分因感情的细腻刻画,的确很有存在感。后半生偏居小岛的日子,多侧重于对所谓治学的描绘,似乎丰足度缺失。但,如对比较文学有兴趣者,学习做做读书笔记,应该也是不错的吧。呵呵,我自己就特意摘抄了一星半点,算是弥补下大学时代远离文科的遗憾啊。
最后说,同期购入的还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不得不说,两相对比,龙先生拿捏文字的老辣程度明显胜出。既有女性的温柔情怀,又不乏大家的磅礴坚韧,并且,和巨流河相比同样略有色彩偏向,但是,读者的信服度与敬意,仍然会奉上。
总结:值得一读,但没有那样那样的好。
本来是一直希望可以看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看过齐老师的巨流河后,自己心灵最脆弱的部分被触及而后又被抚摸,直到安宁。那段历史,被不由自主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如此渺小,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需要的不是爆料,不是挑拨,而是真实的记录,所谓公道自在人心,龙应台女士,你对大陆有真正的去了解么?毛主席一言讲得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何况还是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色彩。台湾,你们可以对我们没有感情,可我们是会永远爱着你们的啊。正如无论子女再怎么不孝,做父母的永远都是爱你们的啊。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抗,不是敌视对方,而是更多的沟通与理解,这是我们中华名族想要长久兴盛的根基啊,天下华人,唯有此,方可不被外族轻视乃至轻薄。
东北如何,台湾亦如何,唯有当下开启理解对话的通道,方能化解心结,迎向新生。活在痛苦的过去无法自拔,是愚者更是怯懦的表现。
不要挑起对抗,历史就是历史,活在当下的我们如果没有勇气去书写自己的历史,如何对得起后人?贾谊的箴言,我们如何能忘?
我们是一个善于总结的名族,因而方能生生不息,错误的历史,千万不能再重复
龙应台女士,你是生活在不完整的眷村,心理多少是有些阴影的,可请你不要使用容易挑起对立的语言,你可以发牢骚,但是要注意场合和受众好么?
齐先生的成长环境不比你恶劣成百上千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是个基督徒吧?恐怕你也不是什么宗教人士,你教育安德烈要感恩,是要感谢你自己而已吧?请不要太狭隘好么?我们偌大的一个名族就不值得你去感恩?
谢谢你,齐先生
安康,和祥
读江平先生的《沉浮与枯荣》,是与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一起读的。两个都是学者,一个长于文学史,一个长于法学,两人都经历了日本侵华以来的中国大时代。
齐先生的书,前面部分充满了家国情仇,“国破家亡之恨事”,娓娓道来,令人潸然泪下,文字优美,充满了人性的真、善;后面部分是其学术思想史,书生意气,跃然纸上,足显学人之执着与可爱。整本书,除了分享现代以降的诸多“中国往事”,令人受益,也催人上进。
江先生的书,除了断章,还是断章,以“口述历史”之名,其实都是鸡零狗碎之事。江平先生本有着此书之外的种种人性、学术与思想之高妙,然该书文笔拙劣,以小学生之记叙手段,做编年史之拼凑文章,实是糟蹋了先生一身光芒。
两部书读来,前者令人畅快,后者令人遗憾。或许跟百年来中国现实有着极大关联——在荒诞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下,文学尚可以快意人生,偌大中国,可放下若干书桌。可法学,无论是传统,抑或是现实,都是空中楼阁的梦想,既不曾实践和实现,何谈思想和成就。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诸位评论者,或是推手们,我们时间都很有限,没有必要以溢美之词,或者不着边际的推介,耽误读者的时间和金钱。
合上《巨流河》的一刹那,看到哪深蓝色的封面封底上,一条大河在暮野中百折千回,蜿蜒流淌,突然想起近日南方的由极旱转极涝,一位专家因此说:人为的将大河大江截直改造,不仅违背了其流淌的自然规律,也亵渎了江河率性的魂灵,他们那样蜿蜒着前行,既是自然法则,也是有道理的!而《巨流河》里所述说的历史,就像人为的将历史截直改造,造成了埋藏巨大悲伤的二十世纪,以及同一代中国人天壤之别的沉痛命运。
身在大陆,我们更多的是从自己所受教育的视角来看待上世纪的哪场战争和由此中国选择的道路、前进的脚步。孤悬在外的海岛台湾,却同样有一批中国人在20世纪延伸着中国的脚步。齐邦媛先生1924年出生,经由她的文字,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中国和中国人。她的亲历和回忆,字字看来已流干了泪,自始至终却似杜鹃啼血,饱含深沉的命运发问。理想与动荡交杂,无奈和现实交错,奋斗和惆怅并行,在生命的行进中,接受于现实,却不甘于现实。这样的文字,比官方的可靠的多,也亲近的多。那些岁月、经历,人和事,家和国,似乎都触手可摸,不但成为痛离家国的哪一代的生命印记,也引发我们极大的共鸣。为什么呢?因为有共同的家国历史,我们是同一民族,我们有着内心相通的情感,假使我们活在当时,也不可避免的面临选择,然后走两种迥异不同的人生道路,体验南极北极式的命运认知。
《巨流河》表现出的历史宿命,让我想起路遥的《人生》。“人的一生,关键的是那两三步”。自己或许可以选择,但在历史洪流中,更多的只能被滔天大浪裹挟着前进。家和国,自己说了不算。这正是人类由蛮荒到文明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促使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和信念。放眼全球,殊途同归,只不过阶段不同而已。
犹记得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提到人是一种时间的概念和归附。每个人死了,在其姓名的后面首先是生卒年月。为什么?因为你活在生卒的那段岁月,那些岁月的时代特征决定了你的命运人生。这就是历史宿命。
关于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齐邦媛先生所代表的视角肯定和我们的不同。她的父亲之所以追随国民党,是承认蒋先生的北伐战争功绩和全民抗战的态度。但他的内心最根本的追求,是高度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国民党只是操作的政治工具之一。这也是他到台湾后被开除出党(另建新党失败)的原因。在齐邦媛先生在乐山上大三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学校里迷漫着非左即右的政治气氛,所有的人和事都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书中提到,有一位同学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革命理念后选择了跟国民党走。但政府的无能腐败却是一剂催化剂,将许多不满现状的年轻人拉到共产党阵营。有大学教授的女儿思想“前进”,做父亲的还娓娓相劝:固然政府缺点很多,可是如果没有它,我们还能这么好好过日子吗?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国民政府虽不好,我们完全靠它撑持,才打这七年仗。而且它自民国以来已经有相当的建设,和清代比一比就可看到进步。这样的假设性选择,齐邦媛先生在书中有多次提到,比如当年郭松龄假设兵变成功,日本人还能否建满洲国?东北也许就不会率先沦陷。而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对张学良不再信任(文中认为西安事变是荒唐之举),派去接收的大员对东北各方面力量漠视和无能,造成国共战争由东北率先崩盘,直至国民党全国溃败,历史因此改写。还有,其父亲当年到台湾后如果建立新党成功,是否就不会有今天台湾政治对立割裂的局面?这些可能是作者梳理反思历史的不甘发问,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重头来过。
齐邦媛先生的笔触也让我们看到了本是同根,却成为两种人群的命运对比。她和她的大陆同学,在80年代以后才通信聚会,得以了解他们的不同人生。虽无法着笔太多,却反映出了那些当年求进步的青年在解放后几乎全部遭受政治的冲击,命运多戕。他的老师——朱光潜和吴宓也未能幸免。她进而感叹:那些在文革中戕害别人的人,有着可怕的人格,如果让他们这一代掌舵中国,会把中国带到哪里去?那些人如今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如何看待和反省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敢不敢站出来说话呢?是他们的错吗?(这些能否做访谈呢?)是的,留在大陆的,虽没有背井离乡、与家国隔绝的剧痛,却有着被政权玩弄的伤痛,他们的梦破碎了。而去了台湾的,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冲击较少,生活事业得以发展,她和她的丈夫、朋友,当年从大陆去的那批人,都在事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收获了爱情,并且付出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但是,他们背负着无家可归的家国之痛,至死也无法放下。“山里一睡20年,鬓发皆白,回到村庄,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认得我吗?”
在三、四十年代,她在南开和武大所学的课程和那些名师已令人刮目。在南开中学,孟志荪老师的国文课,高中时从《诗经》讲到民国,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老师说,若没 时间读全本《史记》,就先从倒霉人物传记读起,《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的多。在武大,朱光潜老师开了英诗课,使作者受益一生。如雪莱的《西风颂》《云雀之歌》,济慈的《夜莺颂》,使她感到人生所有的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说来也妙,在我同期买的书中有一本《拜伦 雪莱 济慈抒情诗精选集》,事先我并不知道《巨流河》中多次提到,可见机缘巧合,书是相通的。作者为穆旦,1929年即上南开中学,比 齐邦媛先生早了9年。解放后为南开大学教授,1954年被隔离审查,至1972年劳改结束,1977年即去世。他的黄金岁月竟在劳改中度过,悲愤!)而这些都是在不断迁校、日夜躲炸弹的环境下进行的。齐邦媛先生到台湾后,收获婚姻并开始以其所学回报社会,创办外文系、编撰教科书,向西方翻译台湾文学作品,促使成立台湾文学馆,在中国大陆因政治波澜使教育、学术中断的那些岁月,她却在台湾开拓教育、提携新人,尤其是超然政治之外接续中国文学的发展,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延承,使得文化的传承并不因大陆的文革而中断。书中提及有将近20年,西方是通过台湾文学的发展来了解中国文学的进展和成就。在作者看来,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心灵的后裔”。20年后,大陆改革开放,世界重又把目光聚焦内地文学界。在她的后半生,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在事业上,似乎是对前半生动荡岁月的拼命补偿。
然而人是有灵魂的。在台的事业虽然蒸蒸日上,但内心的惆怅却无时无刻不在滋长蔓延。1943年南开毕业的春风远去,1949年的家人朋友来台,与张大飞哪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与大陆同学迥异的人生命运,那些恩师的命运沉浮,父辈理想激情的破灭,回不去的东北老家,一家四代只能埋骨台湾的现实,对历史的反思和遗恨,千丝万缕的织成惆怅的网,蔓延在齐邦媛先生的字里行间,笼罩着她的命运和生活,无法挥散。它使我们反思,我们不反对政治制度,但需要一个任何时候都尊重人性、永远向上的政治制度。家,要让人感到温暖;而国,要让人,活得有价值。
双十一买的书,每本都外观和纸张都不错,屯书是我的一大嗜好,买来慢慢看。即使没看,它们和它的作者都时刻陪伴着我。儿子说我看书是为了偏安一隅,是啊,在这个热火朝天的金钱大时代,没办法活得生龙活虎的人,看点书活在自己世界里也是不错的。谢谢当当提供这么好的购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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