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魏晋南北朝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极混乱,但在文学与艺术上又异常辉煌的。应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陈寅恪先生研究史学至勤,著作甚富,尤其是其中国中古史学的研究对当代影响最巨;但在其已出版的作品中,尚无系统的断代史之作,本书则能补陈书之阙,因而被誉之为“稀世之珍”。
魏晋南北朝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就是大分裂、大融合,这一段历史可谓是五彩缤纷,其中有个性鲜明的人物、离奇古怪的事件,其中也不乏一些尚未理清的问题,而陈寅恪先生的讲稿正是我们理清这些问题的工具。
读完这本书的第一感觉就是寅恪先生治学的严谨,对所探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异、考证,例如西晋“八王之乱”前的关键政策即“罢州郡武备”提出的背景以及是否有人反对?当时的重臣山涛曾经坚持州郡武备,但是否在灭吴后继续坚持?等一些问题,先生通过《名士传》、《竹林七贤论》以及《晋书》等权威史料进行了考证,终于得出了令人心服的结论,从中我清楚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根源。如此考证亦在对包括著名的孙恩、卢循之乱背景“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在当时什么家族、什么人物的身上都有痕迹,以此推断他们为什么能够集结兵力、为什么能够影响深远等等。
可以认为这样细致的考证在本书中贯穿始终,当然这是细节的技术手段,而在对整个大时代的特征把握上,先生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其中的核心,什么曹魏被西晋替代?什么导致了南北朝长期的割据?什么导致了南朝更替中前三代与陈的主体力量不同?什么导致了北朝胡族的汉化?什么导致了华夏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这些基本都是问题核心即寅恪先生所提到的社会阶级在起作用,总体上来看就是“士庶阶层”“汉士族、胡士族”两对矛盾的激化与缓和,当然有必要提及的是这里的阶级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阶级分析方法,要知道无论是代表庶族的曹魏集团或是代表士族的司马氏集团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本质上二者并无区别。但不能因此否定寅恪先生发现问题本质、核心的事实,他利用的是社会学社会分层的理论、学说。
在此,我通过寅恪先生对南北朝文化的发展分析还得出了一个结论有必要提及一下。寅恪先生通过史料考证认为南朝文化、学术显然比北朝先进的多,北朝沿袭了并无很大发展的旧汉文化和他们本身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大家族的认同上显然比南朝要强烈,简单讲十分重视宗室群落而南朝则不同。因此我妄猜南朝政权更替或朝局混乱往往造成兄弟相残的灭门惨剧,宗室经过厮杀最终所剩往往寥寥无几,也与其文化中对大家族、宗师看的非常淡化有一定的联系甚至是决定性的联系了。
终了,大家做史确实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学术的严谨、什么是深邃的探究,想要深入了解这一时期问题的朋友选择这本书决然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整理稿件的万先生在前言中提到寅恪先生从资产阶级史学观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转变并不确切,但可以肯定的是寅恪先生着实掌握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方法论。
文科学的最高境界,需要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诸多大师达到过,但现在无疑越来越少,与之对应的,是出现了越来越多所谓“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它意味着人类追求学问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是追求一棵智慧之树的“干”,现在则追求每一片“叶”。结果呢,一叶障目的结果往往不见森林。为什么我们说人类不再能出现孔孟老庄、亚里士多德或达芬奇那样的伟大身影,原因之一或在于此。
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看到一张竹林七贤的石刻拓本。年代未知,画工粗糙,人物也不对。七人中次幼的阮咸五绺长髯,叔父阮籍却被画成颌下无须的少年,是倒了辈分,错了长幼。古往今来以七贤为主题的画作多极了,不知为何会选这张。 阮籍名头太大,没什么可补充的。青白眼也好,苏门啸也好,都是后人常用的典故。唯母丧泣血一则,在读鲁迅的《孤独者》时想起,并且觉得魏连殳身上有这故事的影子。籍子阮浑,“器量弘旷”者,却为父亲告诫“仲容(阮咸之字)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规规矩矩去当官了。 于是名士风流的承继者便成了阮咸。阮咸给后世留下两样东西,一是“阮”这种乐器,似琵琶而长颈直项,据说正是他的发明。二是“阿咸”这个阮籍对他的称呼,后来成了侄儿的代称。不过,他最为后人称道的却是一桩风流韵事:“阮仲容(阮咸)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阮孚)母也。”(《世说新语?任诞篇》) 这就是“重服追婢”的故事。重服即孝服,其时阮咸祖母刚刚过世,如此行径可谓居丧无礼,然而又是性情中事。到了“累骑而返”,则是故事里最让人心喜的一幕:男子怀抱着琥珀色眼眸的鲜卑少女,在夕阳古道上同乘一骑,相拥而归。 阮咸流传下来的事迹并不多,从这个轶闻里,却可以看出此人个性,是放诞任情却又不失机变。不孝是重罪,孔融被杀,官方罗织的罪名之一就是诋毁孝道。而“人种不可失”这句答话,相当机敏,一下子就把私奔蒙上一层宗法伦理色彩,让人无机可乘。他叔父阮籍似也有这个特点,“未尝臧否人物”,表面狂放,内里却自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圆滑手段。以《咏怀诗》为例,郁勃之气跃然纸上,然而通篇读下来,“言皆玄远”,更无一句实指。是以嵇康因言获罪,他却仍能潇洒得终天年。同为一脉,或有相承。 一脉相承的还有阮孚(字遥集),阮咸之子,其母即为那位鲜卑婢。事见沈约《俗说》:宋袆,石崇妾绿珠弟子,有国色,善吹笛。后入晋明帝宫,帝疾患危笃,群臣进谏,请出宋袆。时朝贤悉见,帝曰:“卿诸人谁欲得者?”众人无言,阮遥集时为吏部尚书,对曰:“愿以赐臣!”即与之。宋袆死,葬金城山南,对琅邪郡门。袁山松为琅邪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袆冢,作《行路难》歌。 宋祎是“金谷坠楼人”绿珠的女弟子,为晋明帝所宠,而皇后庾氏家族专权当世,故不见容于后宫。别处曾见人引这段文字,将它作为帝王也有伟大爱情的证据,谓明帝临终,心心念念便是要为所爱者寻一个归宿,其实不然。宋祎并未封入后宫,她是歌女,相当于宫中的官妓。皇帝以宫女赐臣下,并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不同者,宋美而有宠,而阮孚当众对皇帝说,“我要你的女人”,确实够胆色,也配得起他那个颇有风韵的出身。 其实世人对阮孚的兄长阮瞻评价更高,认为七贤之后,“唯瞻为冠”,最有名的便是与王戎问答,那个“将无同”,近于禅机。可惜其人不寿,最终以一个莫名其妙的鬼故事了结一生,很是冤枉。阮孚则因收藏癖为人所知:“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常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馀两小簏以置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緉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緉”字后来多数以“两”代替,其实是错的。“緉”是量词,专用于鞋,相当于“双”,和表重量的“两”完全两回事。这个典故后人常用,如苏轼:“人生当著几緉屐,定心肯为微物起。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如辛弃疾:“此生能著几緉屐,何处高悬一缕丝”;如萨都刺:“千尺青莲座,烟霞拥地灵。山川几緉屐,日月两浮萍”;如纳兰性德:“此生著几緉屐,谁识卧游心”。——皆是。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为何能在千载之下引起共鸣?除了原文中不为物滞的“闲畅”令人倾心外,更多还是隐藏其中关于人生的感慨。屐是远游物,也是行者的隐喻。天地之大,著遍此生屐,所行也不过方寸之间。倪瓒《荒村》诗:“踽踽荒村客,悠悠远道情。竹梧秋雨碧,荷芰晚波明。穴鼠能人拱,池鹅类鹤鸣。萧条阮遥集,几屐了余生?”这“萧条”二字,恰是“潇洒”的另一面。 魏晋是士族政治的鼎盛期,重门阀,讲世系。莫说士族和庶族,就算同是士人,也要分出个三六九等,门户不当绝难通婚。靠世袭与姻亲维持着的门第,名士们大多沾亲带故。尽管如此,像阮家三代这样,每个人都在历史上留下点儿故实的,也不算多。这原因和乱世有关,乱世名士,必然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如嵇康,便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能活下来,并一路风雅下去,殊为不易。纵情酒色,寄啸山林,托心微物……是性之所近,也未必不是一种手段。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唒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世说新语》中最喜此节。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这位仅留其声的苏门真人,大概便是阮籍心目中大人先生的原型。天地解兮六和开,星辰霄兮日月颓,正所谓桑田沧海,更无余烬;只有林谷松风,吟啸风流一如当日,千古未变。 摘自 豆瓣书评
其中谈到了三国时期曹魏被司马晋所取代的真正原因。
曹操代表出身寒族的底层民众,崇尚节俭,并颁布多项法令打压贵族豪强。这跟曹操的祖父是宦臣,父亲为收养之子的卑微家族出身有很大关系,遏制贵族名门,才能巩固自身统治。
司马氏为贵族豪门,同被曹操打败的袁绍家族一样,在被曹氏压制了几十年之后重夺政权,这与大批豪门贵族的支持和拥护是分不开的,也是氏族权贵的复辟……
买这本书,一是源于宗白华的那段话:“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段话在最近读的几本书中都被引用。这么精彩的一个时代,而我却知之甚少,急于想补上。
终于,在进行到第十六篇时(全书21篇),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那些北魏汉化问题、六镇问题、北齐的鲜卑化等等章节,只是浏览着观点,已不再细读每一个论据了。
更有一点遗憾是,从这本书中没能找到原本想体味到的“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的印记,有的只是政权的更迭与当权者的出身考。这本书的学术性、专业性太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是一定要看的。
到哪里才能找到对“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的诠释呢?!
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稿》,真是大开眼界。史学家、中研院院士何炳棣回忆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就读时,听说考试是陈老师出题,同学们普遍认为不用准备,因为考题一定极难极冷,猜测复习都没用。陈寅恪被认为是近百余年来史学界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的确有其来由。他掌握十几种语言,又兼超人记忆力和家学渊源,堪称不世出的天才。学者周一良回忆陈先生,说他最大的了不起之处是在“打通文史哲”,达到了人文科学的化境。
人文科学的最高境界,需要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诸多大师达到过,但现在无疑越来越少,与之对应的,是出现了越来越多所谓“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它意味着人类追求学问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是追求一棵智慧之树的“干”,现在则追求每一片“叶”。结果呢,一叶障目的结果往往不见森林。为什么我们说人类不再能出现孔孟老庄、亚里士多德或达芬奇那样的伟大身影,原因之一或在于此。
因为文史哲的打通,陈寅恪能提出许多“在我们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崭新论述。譬如说他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指出文章内的纪实成分,来自南朝北伐时戴延之记录下的北方坞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南方的武陵,而陈寅恪认为根本不能在地理上信以为真。北方坞堡是在五胡乱华的战乱背景下,一些大宗族依托地形险要,建起保卫安全、传承文化的要塞。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载了他寻访过的几个坞堡,而陶渊明的友人中也有参与北伐者。他还指出,《桃花源记》提到的为逃避“秦”的暴政,实际上不是秦始皇的秦,而是当时北方的前秦。
不管是哪个秦,也不管是桃花源还是坞堡,这里都多少流露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心态:逃。
逃的可能是暴政,如“义不帝秦”;可能是新政权,如“不食周粟”;还可能就是不愿和社会打交道,如嘲笑孔子的楚国狂人接舆。当然,亦有另一类人通过虚假的“逃”博得高人隐士的名声,再转而觅得进身之阶,美其名曰“逃名利”,实为曲线逐名利。这个“逃文化”,贯穿了中国历史。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逃应该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了。去年夏末,我乘车过秦岭,看到连绵的峻岭之上有一户孤独的民居,当时就想象它是一个逃逸者的住所,随即又觉得自己好笑。或许一直到民国时代,与世隔绝的生活天地还有可能。就像东大教授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写道他曾率部属无意撞入的一个湖南小山村,住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日本和抗战。而经过这些年,纵然是这荒凉山野中的一间草屋也早已无处可逃。
“帝力于我何有哉?”古人这样唱着,隐没在历史中。
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讲义,学生整理的。
作为那个时代的国学大师,那质量绝对是过硬的。
本书详详细细的讲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人和事情,而且全面剖析了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另外,本书还对一些历史现象作出了一些另类的观点。比如说,看待曹操不是普通的奸雄、枭雄、英雄之类的说法,而是能够从历史资料说提炼出东西来,用利益的代表来看待曹操,将曹操的行为归纳到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范围之中。而且作者是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举足够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事件、正确认识历史都是有很多的帮助的。而且作者治学的那种严谨的作风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书还在正文中配备了比较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图画,对于读者理解文章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还有需要提及的就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做学问的人来讲,陈寅恪先生的文章风格不是属于幽默、诙谐那一路的。因此,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能让人喜欢。不过,我认为,买这本书学习的是知识,而不是一些花哨的东西。所以,还是应该静下心来认真的品读的。
比起严肃的学术著作,我更喜欢读名师们的课堂讲录。寅恪先生的传奇生平令学人仰慕万方,等身著作的意义不用赘言,但最能接近寅恪师授课原貌的实录,据我所知就此一本。
先得感谢万绳楠先生根据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出这册讲演实录,如果读者读过寅恪先生的“二稿”(《隋唐政治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再来读这本书,一定会感觉传记中对寅恪师近乎传奇的描述是不虚的。他对正史及其他典籍的熟稔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万卷书皆藏于胸中,旁征博引,自如无碍。魏晋南北朝纷繁混乱,从中找出变化的规律及一般的特征独具创建,从中可见寅恪先生的史家风范。对桃花源地域及所避之“秦”的考证,对戎胡种族的探究,其功力让人望尘莫及。
寅恪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家,其学养在这样的日常授课中得到了最真切的流露。我想这本书感染人的并不是历史内容本身,而是其背后蕴藏的大师气度。
这本书应该是魏晋南北朝史里不可多得的精品了。陈老对这段历史的思考角度和方法,无一不是让人惊奇,但更重要的是,本书使用了大量史料来证明上述观点,这就让人在深感赞同之外多了钦佩。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本书中,并不是按照传统历史讲义的编排方式,即按照时间、国家或人物来进行讲解,而是选取了很多点(即人物、事件及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并由这些点相互交织,形成一张网来覆盖整个魏晋南北朝史。这一点,对于那些缺乏历史整体背景的人来说,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在五胡十六国至南北朝各朝时期。
个人认为,读历史有两个步骤,一是“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两个步骤高度依次增加。而陈老这本书重点放在后者,所以难免很多人看起来有点乱。所以我觉得,看这本书之前,最好抽点时间,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大致梳理一遍,这样回过头再看,就能更多体会到这本书里的真知灼见。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不下十遍,沉沁于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似和平年代人与人的虚伪与官场的勾斗,全都是实力的较量和谋略的博弈。
去年读《品三国(下)》,惊异于作者独特的思辨能力:原来两大对立阵营蜀魏有是相同建国基础,大白脸曹操和大忠臣有着相同的建国思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着同样忧国忧民的情怀,“三顾臣于草庐之下”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同样的知遇与知音。
今天读陈寅恪的《魏晋吴蜀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才知道原来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格就得出了上述结论,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学术界重视。
品三国的说三国演义乱写,史学家说品三国是戏说。但如果没有罗贯中,我们可能就不会知道有那么一段现在能耳熟能详的刀光历史;如果没有易中天我们也不会知道如何用阶级的方法来分析历史;当然更不能没有陈寅恪,作为我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他把我们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带入一个全新的历史体系。
这本书其实不是陈先生写的,是他的讲义笔记。说实话,书中谈的内容太庞杂,而且很古灵精怪,很多东西看不进去,只是想进了大观园一样,觉得,先生知识面之广,令人大开眼界而且颇为叹服。
第一章我是比较能够看得进去,说的是作为庶族的曹操如何影响中国的门阀制度,从而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的大概意思是,魏晋以来一直到南北朝的动乱局面,始作俑者是曹操。他自己是宦官之后,因而不遗余力的打碎原有的贵族体制。这点上看,以前我一直觉得曹操的“唯才是举”是件好事情,问题原来倒不是这么简单。
还有先生说“竹林七贤”大多只是附庸风雅之徒,也没有竹林。有如《桃花源记》中说得秦,原来不是秦始皇的秦,是苻秦。
剩下的是他在考据谁是“天师道”。
原来学问这么有趣味。
关于陈寅恪我是十几年前先读了传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间有很多次在不同地方看到人们引述他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达。真正读他的史学文字,这是第一次。当然这本书也是他的学生整理出来的课堂笔记,并不能真正算是他的著作。
读这本书原为的是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历史。大概缘于当时授课科目的因素,此书并非关于该段历史的详述,而是对那个时代事物和进程的一些解析与总结。当然,还是有很多收获。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状况与我们所熟悉的大一统“中国”历史阶段极具差异,但除了历史方面的学者或者爱好者,常人很少涉猎。其实这些不那么正统的时期,正是我们民族和文化最终成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国学大师陈寅恪,同时精通四五家国家语言,为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更是把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时代高潮。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帅;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1947牛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明论从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还撰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观点新颖、视角独辟,特别是对每一历史现象都做了精辟阐述。本书既可以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权威著作,也可作为历史爱好者进行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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