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王世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患着感冒的罗哲文很是伤感,对于没能见上老友最后一面也耿耿于怀:“上一次见面都是三年前了,我去看他,还在一起拍了合影。后来就听说他住院了。这个月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办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八十年的研讨会,几个老家伙聚在一起都还在感慨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老人只剩下一个半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认识王世襄先生生的人都知道,2003年秋天,患难与共、琴瑟相和60年的王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后,王世襄的精神就大不如前,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这首诗中提到的“大树图”是有所指的。2000年,80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在这套书中,有多才多艺的袁荃猷女士刻的一帧名曰“大树图”的剪纸,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丈夫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就像果实般隐藏于树冠中,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学术成就的漆器,还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复生的传统工艺竹刻、葫芦器,还有绘画、鎏金铜佛像、蟋蟀(年轻时王世襄常常邀局斗虫)、鸽子、鸽哨(王世襄专门为鸽哨写了本专著)、鸟具、家常菜(王世襄精于烹饪,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干校时曾买十四条二斤重公鳜鱼,做鳜鱼宴,名噪一时,他曾任全国烹饪鉴定会顾问)、两头牛、大鹰、獾狗。
这套大俗大雅的奇书,出版之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四次。这些玩物看似“雕虫小技”,在中国民间,喜欢这些玩艺儿的人不少,但能把这么些玩耍的事情写成专业的著作,让它们登上了“大雅之堂”的,除了王世襄并无第二人。
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世襄的好友陈梦家、启功、史树青等都相继被"抄家"。而但凡抄家,必然是一番血雨腥风。王世襄担心他的藏品不能完好保存,决定与其被动被抄家,不如主动上交自家的物品,也就是"自我革命",这样也许会有一个好一点的结果。下定决心后,王世襄就向自己的单位文物局文博所请求"抄家"。文博所很快答应了王世襄的"请求",1966 年 9月 2 日,文博所负责人、办公室主任张思信等人来到芳嘉园王家老宅"抄走"了图书、字画、古玩、家具书稿等大批财物。
正是王世襄冥冥之中的"自我革命",无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一粒过冬的种子。1967 年,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扩大化,王世襄所在的东城区派出所又组织了一次红卫兵抄家,由于文博所已将绝大多数的文物抄走,所以这次抄家主要以金银玉器、日用家具、生活物品为主。
"破四旧"运动停止后,1973 年夏,王世襄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湖北咸宁干校生涯,回到北京,开始了追要被抄文物、图书的漫漫长路。为了治学,更为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尊严,他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写信或当面诉求。直至 1986 年,除了当初被变卖的金银首饰,大部分文物、图书及手稿都被追回。
历史上的博物学家往往都有一个不错的家境以及放荡不羁的少年生活。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达尔文便是如此,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
晚年的王世襄也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优越的家境和年少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他从小就是有名的“顽主”,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
但“顽主”王世襄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成了“天下第一玩家”。先于王世襄四天去世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多次赠诗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意下王世襄虽为“顽主”,但不是一无所成的玩法。
王世襄位于芳草地公寓的家中,已经看不出王家曾经的盛况。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王庆云为翰林,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能书善画,大舅金北楼是民国北方画派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为竹刻大师。可见王世襄的风雅传统更多源自母亲的家族,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画理论。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王世襄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学校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因为鸣虫要养在葫芦里。他甚至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当时在燕京大学名教授邓之诚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赶出教室。
当时王世襄的玩家派头被视为荒诞不经。他本有机会通过哈佛燕京学社选派哈佛留学,但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校长也不愿将这个关系到学校大计的机会给这个“未知数”。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王世襄哥哥的同窗,曾将从燕大毕业的王世襄推荐到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来回忆此段,王世襄说傅斯年只讲了两句话:先问哪个学校的,接着说“燕大的毕业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梁思成最后将王世襄安排到自己的中国营造学社,派他赴李庄考察、研究古建筑,算是引导他走入了“正道”。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
“文革”前,王世襄去黄山考察,挖到两棵松树从黄山回北京,他买了两张火车票放两棵树,自己却是一路站着回到北京。王世襄对“玩”成痴,让传统音乐协会理事李劲风记忆深刻。
“我们聊天时只要聊到小玩意,他就特别高兴,那会王老先生还在养鸽子。”因为与王家住得近,李劲风常常去串门。那会,到王家的人各种各样,有民间工匠师傅,做糊盒的,养花养鱼的,来了也就是闲聊,对工匠技艺很有兴趣的王世襄,常常是问得很仔细。
“有些对王世襄先生的报道过于浅薄、轻佻。如称呼其为玩家、大玩家、老玩家等有点失之于表面”,《天下收藏》主持人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王世襄正名说,“说王老是收藏、国学、文学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师似乎也可以,但还是显得轻了一点,他承载得太多太多”。
本书的第四章是“王世襄‘文革’抄家档案”。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的一多半篇幅,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结束,跨越了20年的时间。数量庞杂的各种档案,也在作者以一个艰苦的整理中,得以重见天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史学家才具备的功夫,但作为画家的荣宏君恰恰做到了。如果不是他的细心收集和艰苦整理,我想这些档案的纷繁复杂造早就成为历史钩沉不知所终了。这些被抄走的器物清单为我们展现了王世襄收藏之丰之广,令人咂舌。从分类上看,被抄走的物件有图书、古玩、家具、字画、衣物等,种类丰富;从数量上看,每种藏品均有几百件之多,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在图书中,既有中国古代美术论著,也有世界美术论著;既有现代出版的著作,也有古代出版的著作,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古代孤本。而古玩则更为丰富和珍贵,时间自宋至清,类型诸如铜炉、漆盒、如意、笔筒、瓷瓶、葫芦、砚台、折扇、木雕、玉石、玛瑙、图章、瓷器、钱币等等,数量繁多。家具同样丰富,几乎囊括了明式家具的所有样式,材质则以黄花梨木和紫檀木为主,仅从名目上看就令人应接不暇,这还不包括数把价值连城的古琴。字画从五代到近代,山水、人物、花鸟,总数达到300幅之多。总而言之,王世襄的丰富收藏,勾画出他对于收藏的痴迷和执着一生,而作者对于王世襄先生所藏物品的清点和整理,为研究王世襄提供了极为清晰、丰富的资料。
王世襄在文物研究上所做出的成就,令他人望其项背,但对于王世襄文物收藏的研究并不多见,而这与其所做的学术成就是不相符的。所幸,青年画家荣宏君所著的《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弥补了这一空白。荣宏君,山东菏泽人,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的弟子。荣宏君爱好文物收藏,书画之余,对文物鉴赏也做研究,并收集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档案资料。《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正是他对收集的第一手资料所研究的成果。 这本著作对王世襄不平凡的一生做了生动的描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多彩而又曲折的人生画卷。王世襄生于官宦家庭,从小的教养使他在学术和文物研究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王世襄入燕京大学,先读医学,后改攻国文,尝作《鸽铃赋》,俨然大家风范,令人叫绝,而其毕业论文70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更是显示出他扎实的研究功底和学术眼光,如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对文物的研究也缺少不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王世襄可谓树世之风范。王世襄的性格中有一种乐观的精神,无论是在“风雨人生”,还是在“悲情岁月”,王世襄都能以豁达开朗的心态对待一切苦难,各种打击不但没有击垮他,反而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在自己喜爱的天地里畅游。就像作者所说的:故宫开除王世襄,是王世襄的大不幸,也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如果王世襄没有被故宫除名,那么世界上会多一个著名的故宫文博学家,可能就少了一个集各种民俗学问于一身的大学者。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1940年代。他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步入老年,虽然王世襄已经远离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但他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担当。他将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上海博物馆外厅那些家具都是王世襄当年所藏的。但仍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中学毕业后,王世襄进入燕京大学理学院读医学预科。虽然他对猩红热没有好感,不想当医生,但无奈父母之命不可违。
王世襄依旧玩得忘乎所以,主课门门不及格,本应开除,但看到选修课分数颇高,就给他留了一条生路,转到文学院国文系。
这让王世襄一下子轻松了,他自幼学习诗词古文,功课根本不用准备。在校长司徒雷登和外国教授的茶会上,他西装革履,潇洒现身,满口烂熟的英语,让人高深莫测。而后,又忽然披着铜纽扣的大襟棉袄,腰系骆驼毛绳,穿鹿皮套裤,举着大鹰,招摇走过校园,令窈窕淑女们敬而远之。
虽然有种种“怪癖”,但他还是和同学关系和睦。经常替同学完成诗词作业。还请他们到自己的园子里赏芍药。吃草莓,打枣……大学毕业后,王世襄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画论,1941年拿到硕士学位。
一天,一位叫袁荃猷的燕京大学的女生来找王世襄。她要做“中国画教材”方面的论文,请他来做导师。于是王世襄便成了导师,为使小姑娘通过论文关,他不但导,而且替。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这位袁小姐的祖父曾任东北奉天中国银行行长,外公是北洋军阀徐世昌的五弟,在北京是有数的人家。
结婚之后,王世襄发现他的妻子实在妙不可言,除了会写字画画外,其他全不会。就做饭而言,剥蒜可以,因为里面有个白的东西。剥葱却不行,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最后手上什么东西没有,反过来责备王世襄,说他不会买葱,为什么葱里什么东_西都没有。
后来,他们一起历经了重重苦难,袁荃猷女士不但日常生活样样精通,而且成为知名的女学者。她毕生从事古代音乐研究,精于描花剪纸,所绘明清家具图,令美术家们也为之钦佩。王世襄的明清家具研究著作中的家具素描,许多就是她精心制作的。
《锦灰堆》中收人14首《告荃猷》,其中一首便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极为沉痛。
那么这封信中说的“实物”是什么呢?“那全是王世襄一辈子所收藏的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荣宏君指着桌上用塑料夹封存的表格说,“这上面记录得十分详细。”他回忆说,几年前的一天,他正在画画,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潘家园有一纸箱子资料要出手,他当时一看全都是表格,没多大价值,但当他看到了王世襄的名字,还是决定收了下来。
“这批表格一共有300多页,从1964年抄家到1986年归还,每一件藏品都记录得很详细,可以说是王世襄文物收藏的全部档案,后来我仔细比对后发现,王世襄几乎把所有在表格中能找到的文物全都研究出来写了专著。我惊呼,文博大家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为了核实资料,他曾带着表格资料去拜访黄苗子先生,黄老看完后感慨颇多,被抄家时,黄苗子先生就住在王世襄家隔壁,“当年看着他的收藏品被一车车地拉走,心痛不已。”从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看,从王世襄家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其中24捆被抄没。资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关文物的研究和写作。
王世襄生于1914年,民国刚刚成立,父亲在清廷任官,母亲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起初,他或许和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裹挟在20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他几乎饱尝了一个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终在国难之下进入故宫工作,从单纯的“玩”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收藏……
尽管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王世襄从未放弃阳光的心态、豁达的心胸,他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并由玩成家,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玩家”。
繁华落尽,锦灰三堆。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晚年,他把自己千金收藏来的文物都半捐半卖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筐,那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岁之后,他基本上只谈鸽子,还为了保护鸽子的事情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
上世纪90年代初,这时的王世襄已年届耄耋,自觉来日无多,他不希望心爱的藏品在自己百年之后分散,愿意全部捐献给北京市有关部门,作为照顾,希望北京市给自己调配一处住房作为颐养天年之所。然几经交涉协商,终因主管部门答应的住房面积和王世襄的要求相差甚远,这件事只能无果而终。
恰好此时,上海博物馆新建,王世襄的老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先生想替父亲庄志宸买一批家具捐给上博,以了父亲的遗愿。王世襄表示自己愿意将七十九件藏品全部奉送,报酬不计,给多少是多少,但庄贵仑必须保证全部归公,自己一件也不留。经与王世襄多次商谈,庄贵仑最后以100万美金(当时市值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了王世襄所藏的七十九件珍贵家具。王世襄用这笔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购寓所一处,自此搬离了他生活过八十年的芳嘉园。
2001年在接受《艺术世界》的邀访时,王世襄和老友黄苗子有一段对话,其中很详细地谈了有关这批家具捐赠的前后想法:
“我不愿家具分散,我希望他归国家博物馆所有,能永久保存。但我又捐赠不起,因为我需要有一处住房,可以安居。”
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独立搜集毕竟有限,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岔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今天,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全家挤在柜子里
王世襄在京城还有一个外号,叫“柜人”,其一是因为“柜人”音同“贵人”;其二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多,连自己的家具都没地方搁,老先生有时晚上睡觉只能睡在柜子里。
黄苗子第一次走进王世襄家时便惊讶地发现,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蹬踏的南官帽大椅, 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和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进扛出,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
现在的收藏界与钱挂钩,非常浮躁,王世襄介入收藏却因为痴迷。是1945年以后,王世襄骑着车,东拾西捡买来的。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后面有个大架子。他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甚至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让人感叹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属于旁门偏道,却又把这些属于民俗范围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虽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等,但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 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把架鹰走狗斗蛐蛐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使之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很好的一本书!具有历史价值,是研究王世襄的必读书!
该书主要向读者讲述我国著名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和他收藏的文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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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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