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著《潜规则》、《血酬定律》已是数年前的事情,但今天看来,该作品对社科领域的影响之大实在无法估量,因其观点而引起的争鸣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是对生存秩序的解构还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
吴思跳出传统历史辩证法的束缚,引用历史事实,旁征博引,紧紧抓住各个阶层博取生存资源和现实利益最大化这一核心,并将人生短暂和人本性自私这些很现实的因素引入到历史分析中,最终总结出道德、法则等在社会运行中的管控作用是有限的,元规则是决定一切规则的规则,在一切生存游戏中,最终结果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血酬定律正是生命资源和生存资源的交换;潜规则不代表正义,但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却常常得到默许,在一定时空内,正义未必总是能战胜邪恶。
仔细研读近年来畅销的历史小说,如《流血的仕途》、《明朝那些事儿》等,其对历史的分析方法无不深受吴思观点的影响。曾经,无论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只要是站在正义一边,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虽然,有的胜利是后人通过历史给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掩耳盗铃式的历史观。很多历史人物做很多事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但事情的结果是失败的,本人的处境是悲惨的,虽然,原因可能有千万重,但归根结底,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命运,取决于利害各方的力量对比,反之,如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来解释,可能会因片面化而难以让人信服。在《流血的仕途》中,李斯在秦始皇死后,力主法家改革,但遇见二世这样的皇帝,遇见赵高这样的小人,李斯的命运与大秦的命运便被无情改变。如果李斯抛开个人得失,不和赵高合流,力主扶苏当政,那么历史必将重写,而这些,与经济基础无关,唯一有关的只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博弈和造物的无情安排。《明朝那些事儿》中,崇祯皇帝一朝,大明王朝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是,根据当初的实力对比,大清根本无法突破辽北关宁防线,但因为袁崇焕幼稚的个性,清军很快兵临京城,辽北形势急转直下,袁崇焕也遭遇杀身之祸。此后,大明外有大清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军。但即使如此,在“关宁铁骑”“秦军”、“洪军”这三股军事实力的支撑下,形势曾经很好,可因为中央官僚集团的腐朽和低能,战场上出现了“不歼灭流寇以保职位”的怪诞现象,而朝野腐败贪墨,权力斗争依然。难怪崇祯发出“众卿误我”的感慨。这些决定一个王朝命运的事件中,多的是出于人性弱点的利害计算而做的利己选择,少的是道德和法则的自我约束。
以往,我们所宣扬的秩序和规则,很多是避开人性弱点的理想追求,是应然而非实然,做为一种美好追求是可以的,但用它来解析历史往往是行不通的。人们不愿承认或者刻意回避社会运行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潜规则”和原始的甚至赤裸的“元规则”,那是因为这层纸一旦捅破,人生命的意义便会黯淡。正如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变现为虚伪一样。从这层意义上说,吴思犹如《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因为,还原历史真相必然从形式上解构现存秩序规则。
吴思先生这本书后附了一篇《黄仁宇没有说透》(如果题目没记错的话)。我想就吴思先生与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做个对比。
一个是炎黄春秋的主编,一个是改变了我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试图描述一种元规则——即决定规则的规则,作者将其解释为“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作者“力所能及的深度”。随后,在书后所附的一篇访谈中,他谈及了《万历十五年》(黄仁宇,1982),这是一本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
黄仁宇认为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则绝对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规章制度,而由于“以道德代替法律”,至少在那个时代,纸面上的规章制度都缺乏操作性。这就是中国历史政治的症结所在。
吴思认为,黄仁宇并没有将这一点说透,他认为,潜规则才是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而潜规则,则是黄仁宇寻求多年却并未发现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对吴思的观点持保留意见,黄仁宇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并不反对他《血酬定律》一书中的核心观点。
1. 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不是帝王。
中国历史的走向是由暴力最强者——帝王所决定的吗?显然不是。可以说决定中国社会走向的,是孔子、董仲舒、以及朱熹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也是后来的文官集团,发展到今天则是官僚集团。这个庞大而独特的集团的出现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士人阶层从最低等的贵族变成了最高等的平民,角色的转变、地位的没落、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使得他们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及至董仲舒,乃至后来的朱熹,他们的理论几乎决定了后世文官集团行为的准则。表面上作出决定的是皇帝,但实际上,影响、干涉、甚至操纵皇帝的,仍然是文官集团,没有文官集团,皇帝只能是一个摆设。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代,一些史学家认为明代是一个名臣辈出而昏君当道的朝代,皇帝动辄廷杖,可是有效果吗?言官该怎么弹劾就怎么弹劾,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庞大的文官集团,即便被廷杖致死,他们也可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在现代看来难以相像,但这就是董仲舒、朱熹以及程氏兄弟的“贡献”。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文官集团拥有修史的权限。虽然有些帝王也篡改历史文献,但大多数史籍依然是儒生门编纂。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籍,也可看做是一家之言,是阉割过的历史。
文官集团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掌握着实际对地方的控制,皇帝除开像嬴政、朱元璋、雍正等精力超级充沛的人可以勉强面面俱到,多数正常的皇帝在没有了文官集团把中央与地方连接在一起之后,就是一尊高高在上的佛像。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总之,帝王并不能制定最终实际有效的潜规则。而潜规则,则是文官集团的产物,这一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很明确的表述,只是没有点到这个名字而已。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文官集团已经成为暴力集团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局部范围中,文官集团就是暴力集团,就是暴力最强者,他们所拥有的就是最强的暴力。因此这个定理,可以认为是“至少局部收敛的”o(∩_∩)o…
2. 同样是持有最强暴力,西方社会何以发展成为民主社会,而东方社会却始终磕磕绊绊?
这个问题在我看完书后不久就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西方人若谈及暴力绝对不比东方人差,可为什么西方历史的演变中,每一步似乎都与东方并不一致。我们确实可以用吴思先生的理论“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来解释。西方社会拥有最强暴力的集团,希望他们成长为现代西方一样的民主社会,而东方社会中,拥有最强暴力的集团,则希望我们成长为帝王—文官集团—平民,这样的帝制社会。可为什么呢?为什么别的暴力强者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的暴力强者却要建立专制呢?
3. 没有说透的是《血酬定律》,而不是黄仁宇。
现在所谓地缘政治学说应该已经很普遍了,我觉得这个学说就能很好的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性质是由中华大地的地理形态所决定的,我们长期就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平民百姓只需要农业知识,而不需要数学、物理等其他科学知识。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因为重农抑商而极度缺乏。这就决定了在帝王与平民之间,文官集团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决定了帝王对于文官集团的依赖,也正是文官集团成为影响中国历史主导因素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万历十五年中或许没有讲太明白,但《中国大历史》肯定是说得很清楚了的。而这一点,《血酬定律》恰恰没有讲明白。
这本《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是吴思先生《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姊妹篇。把功利主义的原则用于历史分析上,在我认为真的是了无新意,比起《潜规则》来要差了很多。而且新出现的一些概念生硬死板,况且与上一部书有很多内容重叠,让人味同嚼蜡。
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所谓的“血酬定律”,在我看来,这只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强权公理”。在社会内部,谁最强,谁拥有最大的毁灭力量,谁就有最大的话语权,谁便是老大。我们常说,能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而在强权公理下生存的个体,必然是要时时处处衡量利弊,特别是要在“明规矩”与“潜规则”之间权衡再三,反复掂量,尽最大努力使事情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以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所谓的“血酬”,由古至今,从中到外,都是如此,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个人生活史》的说法,中世纪欧洲人的财产是超过人命的,杀一个人还比不上偷点东西判得重,并且因人的身份不同还有明码标价。这种时候,财产的价值是超过生命的价值的。这也很能理解,当人的生命已经不得存在的情况下,最直接,也最可能的惩罚方式就是给活着的人以补偿,而补偿的方式也只有用金钱。因为,人在世上立足,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就是生命和财产。一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不但中国是这样,国外也同样如此。
再者,“血酬定律”只不过是把中国人常态的生活内涵给戴了一顶“新帽子”,把报酬严重到血酬而已。中国人是最现实的,也是最讲究实效的,都在追求自身功利的最大化。口头上喊的仁义忠信,其实奉行的是绝对的功利主义,只不过是在这样的大旗下追逐着最为现实的利益。不管是取义,还是取利,我觉得这都是左右权衡的结果,只有求名、求利的不同追求罢了。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干,很多时候也是在说这人是不是足够精明,能不能认清形势,会不会算计利害。中国人无论在什么事上都讲究争先恐后,都要跑在前头,抢在前面,单单只看公交车抢座位就会有最深刻的理解。在精明算计上,上海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表现也最为突出,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就会对这个有更加切身的感受。把这个说出来,有人会说,照这样看,中国人无时不刻都在算计,每事每局都在搏杀,那还不累死了?实则不然,这种算计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一种生存的本能,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秩序,甚至都是在自己未曾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哪里会有累的感觉?
中国人都是奉行功利主义哲学的最大群体,也是运用得最为彻底的。这本书也只是功利主义的现实版应用。说到底,这本书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拿了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来分析几个历史现象。抛开那些个历史故事不看,所述说的不过就是“什么对我的生存最有利,我就追求什么,只要能实现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哪怕是落草为寇,哪怕是杀人放火,这都无所谓”。
看了《潜规则》后,这样的书,不看也罢吧。
挺喜欢吴思的。他看历史,有点儿像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读史做研究,需要这点“小人之心”,才看得透彻。站得太高,指点江山,或是正人君子状,激扬文字,其实都打不着中国历史的要害。像吴思这般冷冰冰,在浩瀚史籍的犄角旮旯里挖出些活生生的事例,条分缕析,反倒塌实。有时又挺恨吴思的,嫌他把中国历史看得太透,且看着得没一样好东西。想起李嘉和我说过的一个故事:说是北京市为解决08奥运的交通问题,请来外国专家团实地考察,给出报告。外国专家站在我们立交桥上凝神看了半小时,摇摇头:“死循环,没得治。”把吴思看到的中国历史的所有症结综合起来,也是个循环,死循环。就像病菌顺着块腐处不断孳生,不断孳生,最后烂到面目全非。海瑞罢官后,气呼呼地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朱元璋听多了报告,感叹:“呜呼!为了方便生民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 看来不是没人想改变,可连皇帝老子都没辙的事,又能如何?真有点让人灰心丧气了。
我原先知道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来约束可能“恶”的王权,而儒家的信念又要求他们在“恶”的时代挺身而出,几近于赤手空拳。被小人进了谗言,流放千里,也没几个能真正忘情山水,还得心系朝廷,无法安身立命的精神困境想必苦不堪言。现在我又发现百姓面对官吏皇帝的侵犯,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式的迂阔和耿直。这未免过于软弱淡薄了。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可百姓也不那么无辜,也非善类。黑泽明的《七武士》虽是个外国货,却把这点说了个透:七武士多NB啊,义务帮农民打退了山贼,结果呢,走得时候冷冷清清,没人搭理。岛田最后无奈地感叹“这次也算是一个败仗。胜利的不是我们,是农民”。就像吴思分析的“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说白了,就是牺牲英雄)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这本书,我原是充满了期待!因为很多人对它的评价都不错,不过,当我拿到书的那天,当我迫不及待的打开来,细读之下,我才发现,名不副实!
整本书不过是在讲一个很肤浅的道理,就是当你拥有绝对暴力的时候,任何的其他的权利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和朝代变更的时候,体现的尤为明显。不过这似乎不是一个很值得花费一整本书要讲述的道理。
本书也不过就是用了一个稍微更加正式的语言来传达这个道理而已!
由于常年在国外,对中国社会不是很了解.读了这本书,解释了我很多的疑问.看了此书之后,立即推荐给亲人朋友.
读的时候感慨万千,历史上的一幕幕在眼前展开,可又好像看到了当今社会的一些影子.这本书的一个中心就是"利益",因为利益,小民们或选择忍耐,或选择反抗,官僚们或选择欺压,或选择妥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无论是对于个人修行,还是对于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书中并没有提出什么"解决方案",但这反而让读者更多的去思考.
喜欢历史,政治,或想更多了解这个社会的读者不要错过此书.
读完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有多了一种了解中国历史的工具,以前不能理解的一些史实迎刃而解了,还能反观当今。受益匪浅。
刚拿到的时候发现和之前买的《潜规则》版本不一样,前者是复旦大学的,后者是语文出版社的。看着不一样的版式放在书柜里有些遗憾。但是后来翻翻,感觉语文这个版本比复旦大学的要好些,版面设计以及书中的插图都比较自然。
喜欢吴先生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尤其是长江航运的块,漕运的领导人物被政府在英政府的炮口下斩首的一节。
那时的人民不是人民,连蚂蚁都不如。
中国政治的一些潜规则,有些象恶心的苍蝇,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连家乡的中学,也开始采取里一些低劣而下贱的招数来对待学生与任教的老师了。 看吴思的分析,再联系学校的做法,简单一直活脱脱的生动而具体的版本。
几千年过去了, 有些招数,只是更加恶心,更回低劣,相照应的是里面的人性,卑微而可怜。
作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中国历史,确实也有很多新的想法,但是比较凌乱,也许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吧,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作者还有很多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有言不尽意之感。
实际上中国历史就是那么回事,你要批判历史随你怎么说,你想切中时弊则很容易走火入魔。如果只是批判历史觉得不尽兴,切中时弊又觉得冒风险,那么最好就是什么也不说。
作者讲的暴力集团,冗员,潜规则,官商勾结,等等,都是人类社会的通病,有社会,就会有社会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历史中,秦代设宰相,汉代设御史,唐代分三省六部,明代废宰相而设大学士,清代设军机处,哪朝哪代不是在改革,不过改来改去总归会有新的潜规则来适应它,所以想从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中来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讲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贯穿了人类历史,被统治阶级由于不堪忍受而推翻统治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被异化,直到下一次被统治阶级起来再推翻它,人类历史就是这么周而复始的前进。真正能科学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其它任何历史观和它相比,都只是雕虫小技。
该书的第二个版本,先前的本子已经买过,还是忍不住又买了一本做收藏!
与《潜规则》相比,该书的知名度要低些,想当年“潜规则”一词真是不胫而走,可以收进“辞海”了。吴先生书里一句话很令我感动,他说,传统的儒家“道德”史观遮蔽了很多东西,西洋的新学又难免存在盲区。诚哉斯言!读此书,令我想起民国时期李宗吾的《厚黑学》,其实李翻来覆去想表达的东西,正是吴今天用白话文明白晓畅所表述的,说“厚黑”,就明显地还未全然摆脱儒家“道德”史观的束缚。“血酬定律”的提出,让人不寒而栗!官变匪,匪亦可变官,这是触及中国传统社会最坚硬的部分啦!善良的人,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世故的人,假装不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既得利益之辈,恨得牙痒痒;所谓的“道德君子”,嗤之以鼻……
然而,随着涉世愈久,对于该书,你会愈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多不能为外人道的愤懑,在吴先生的“理论”里,是都解释得通的,它接受你证伪呀!有本事你也想当年那个贻笑千古的贪官污吏写本《薄白学》来看看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
敬重您!吴老师。
书评:
《血酬定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关系,完全有别于所谓正统的、主流的和经典的理论观点,它从生存竞争的角度来解读官、民、贼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源所展开的残酷博弈,深刻、尖锐、触目惊心而又发人深省。
作为“合法暴力的代理集团”的官,采取“恶法、潜规则、横规矩”等威慑手段,手握“合法伤害权”这一利器,掠夺资源用,用权力换取“血酬”;作为“农工商生产集团”的民,由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只能发挥非暴力不合作这种“低成本伤害能力”,付出推选英雄最后又“出售英雄”这种代价,支付“法酬”维护自身利益等手段,委曲求全,适应环境,对抗“元规则”,保护“血酬”;仰仗暴力谋生的非法团体贼,具有附属性和寄生性,“非官身而做官事”,是官集团的衍生品,但其实质与官集团无异,只不过是打着官的旗号夺取“血酬”。
官、民、贼三者的博弈是一种不对称博弈,博弈规则是“元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其中官和贼明显处于强势地位,而民则处于弱势地位,当整个博弈突破最低底线后,结果是官逼民反,以暴易暴,推倒重来,但无非又是一个轮回,生存游戏的规则不变,只是换人而已。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换个视角看历史,会让我们对现实有更清醒和深刻的认识。看到明朝庞大的“白员集团”,如狼似虎,弱肉强食,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让人不禁想到了网上曾经热议的某个地级市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的奇闻,而淘汰率极高的公务员招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都无不折射出“超编”和“冗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整本书的封面都是黑的,和吴教授的另一本《潜规则》一样全黑的封面,内容不错。以前不知道当当评论的积分能够换钱,现在知道了就都尽量抽空把评论区的评论补上,谁叫咱是个爱书的人呢?
《血酬定律》这本书真是太棒了,生生的答疑解惑啊,把大众隔靴搔痒的现象描述理论成“潜规则”框架,不仅解释了中国历史,还通用于各种有“利益”、“谈判”的场景,如公司人事、恋爱关系……太明白了。
同样是写历史,吴思先生追求的是揭露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读后让人深思。
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各类血淋淋的掠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几千年的血泪史告诉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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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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