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史是一条脉络,文化史和思想史是另一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制度能以毛细管的作用渗入文化和思想,这需要作者这样做学问的人好好梳理。
很好的一本书 值得一读 就是纸张是轻型纸 不喜欢
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修订版一版四印,圆脊布面锁线精装,有书衣,全书共约580页,主题立足于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作者认为,清初以降,有四股力量交织:一股为晚明以来相当成熟且复杂的生活形态;一股为道德正统主义;一股为经典考证回向古代;最后一种就是异族统治者不安全感带来的政治压力。后学深以为是,因购书太多读完序论即作罢,详细内容还未细看,此书从书籍本身来看确实不错,下附所购书籍实物图片,希望对购书书友有益!
印装质量上乘。王汎森先生文章选集,以其中一篇长文《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的篇名作为选本名。副标题“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概括了本选本文章内容。王先生是目前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权威,从一个领域的大家入手是进入这个领域的理想方法,即使不搞学术研究,看大家之作也对个人视野见识心境大有裨益。
王汎森,台湾著名史学家,该作大气磅礴,于细微处着眼,对了解清代的思想史很有裨益
618刚刚还是很良心的,全部是五折,赶紧购入。买了好多书。配送还是很快的额,包装也没有破损。关键是书的质量都很好。我赶紧去读。
权力作用如此巨大,地球人无人可以幸免。那么权力更像什么—地心引力
春节前的最后一单,春节后继续继续,感谢当当祝福当当
书角有点压,强迫症接受了考验,毕竟双十一吗?感谢当当
非常形象的题目,从一个新颖的视角阐述权力向下的影响方式。
当当活动买了很多书,每本书都很精美,慢慢看起来
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是,不错,是专业研究历史,值得一购。
1983年,严耕望提出了“史学四大家”的概念,到今天已经成为定论。这个提法认为,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和钱穆,代表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们都出生于天翻地覆的19世纪末,既有旧学功底,又受新潮熏沐,各自卓然成家。但今天回头再看,除了钱穆以外,其他人门下,似乎都有花果飘零之感,究其原因,却各有不同。 四人之中,陈垣最为多变,遍师竹汀(钱大昕)、亭林(顾炎武)、谢山(全祖望)诸儒,最后则一归于马列,“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由于49年后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且治学风格是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毫无捷径可循,后遂成绝响。吕思勉恰恰相反,个性念旧,早年辗转江浙一带中学教书,成名后囿于人情世故,拒绝胡适北上之邀,自锢于孤岛上海,身处学风凉薄的十里洋场,除了黄永年外,不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为其最大的遗憾。 陈寅恪身世最显,声望最隆,师门之恩怨,也最具悲剧性。大弟子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加入“梁效”写作班子,晚年目盲腿膑的陈,几乎已不认这个学生。汪籛则受命南下,游说恩师北上任职,两人大吵一架后,陈遂有“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著名回复。唯有研究敦煌的王永兴、研究荆楚历史地理的石泉等人,兢兢业业,延续着陈之学脉。 钱穆成名虽晚,且一直受以傅斯年为首的留洋派的鄙夷及打压,但哺育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却最为出色。钱氏30年代在北平时并不受人待见,每次讲课,“几如登辩论场”,反而是在武大意外得一严耕望。49年后,赤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得流亡学生余英时,通过他将自己的学问带至美国东海岸。余英时培养的学生黄进兴、罗志田、陈弱水等人,今天都蔚然有成,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占据要津。更可贵的是,钱-余门之治学,始终延续着某种共同旨趣:以思想史为中心,义理、词章、考据并重,寓强烈现实关怀于历史研究中。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的作者王汎森,亦是余英时的高足,钱穆的再传弟子。而这本新书在涉及的时代、人物、事件等多方面,都与钱穆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千丝万缕联系。除了钱书注意到的政治与学术间的互动外,王汎森还将“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作为主轴,进一步研究思想者在从事言说和修养时,“究竟还有什么凭籍,使得这种基本上是内心世界的转化能够有所保证?”通过对日谱、省过会、书籍传抄的研究,王氏打通了明清史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之间的关系,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全面超越了师祖。 2011年在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王汎森将民国史学家刘咸炘的“风”进行了发微,说这是“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此书沿用了这个概念,序论写道,清初有四股力量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一股是经典考证迴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异族统治带来的政治压力。“这四股力量往往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犹如毛细管作用般,“在最微细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王汎森描述的明末清初,让人联想起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个同样新旧交织,明暗斑驳,通过复古来开新的时代。在1904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梁启超就曾说:“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就像当时欧洲人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经典那样,清初受战乱蹂躏最惨烈的中国东南地区的文人,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四书五经等典籍进行“再发现”。 13世纪的欧洲,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著述几近失传,人们不得不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译本重新转译;而在清初的江南,全国文化最发达
王汎森老师是最近才知道的,这应该是他的代表作品,另外,还买了他的其他作品,慢慢欣赏吧……
读了福科关于权力的书籍,再看这本书,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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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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