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读了三遍,之后终于把它丢到床边,再不想翻。
第一遍只觉得前边有趣,后半啰嗦,第二遍看懂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压抑,第三遍每看一段就得喘口气,憋屈。
“一句顶一万句”在文革期间广为流传,本一句逢迎话,刘震云在这里借用,他认为,这句话是中国人痛苦的症结。
全书采用两段式结构,以“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分别讲述了吴摩西和牛爱国祖孙两代的流浪经历。吴摩西的部分充满民国的市井风情,读来新奇鲜活,而牛爱国的一半则转入了现代文学,平实沉重。这样的风格变化,除了年代上的跳跃,在阅读上给更人种反差,就好像在集市看了一天热闹,然后回家继续对着黄脸婆,过着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恰如小说孤独的主题。
吴摩西走出延津,是为了寻找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走回延津,也是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说话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的朋友夫妻,大多数要么说不对话,要么说不上话。两个人相对无语,闷不做声,寂静转化为寂寞,能让人慢性死亡,所以吴摩西的养女在临死时,会大声呼喊“爹啊!”。塌前的子女,没一个懂她。
两个人没话,非是不爱说,实是说不上话,总有那种寡言少语的人,突然迸发出来的情感像山洪一般猛烈,让你我惊讶。吴摩西发现自己的老婆和人偷情,两个人办完事后,抱着说了一夜的话,先是气愤;等到俩人逃走后,吴摩西出远门又不巧遇见二人,眼见这对偷情的男女过的虽苦,却有说有笑,这才觉得自己悲哀——“他们一夜说的话,比和我一年说的都多。”
中国的婚姻,多半是搭伙过日子,像小二黑和小琴这样的异类,多半只存在于文学作品里,而被认为其中最高峰的《红楼梦》,宝玉也是阴差阳错娶了宝钗,而没有娶黛玉,不是黛玉和宝玉说不上话,而是因她不肯明说。
中庸内敛,不喜直白,这是中国人的毛病。,读大学时,刘铁先生讲比较文学,说朱丽叶喜欢罗密欧,就会对他喊道:“上来吧!给你绳子!”要换成中国式爱情,则必须得来一个欲拒还休的过程,不听不问,自己揣摩去吧。
人这一生,听过的话怕要数以亿记,绝大部分如浩渺烟霞,听过就散了,以至经常会忘记刚才身旁的谁对你说过什么,又得回头问他。但我知道,我一定知道,会有那么个人,千里之外,几年甚至 十几年前对你说的话你至今记得,铭记在心,无比深刻,一句顶一万句。
可由于中国人的内敛性情,缺乏直接交流,这样的人我们总会错过。错过了怎么办?回头再找就是一辈子。
从吴摩西到牛爱国祖孙两代的寻找,不只是形成了一个轮回,更预示了中国人的百年孤独。千年来我们一直义无反顾,追寻着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从不停息,无休无止。
我读书择书淘书从来不看书背后获得的荣誉之类的名堂,因为对于学新闻广告出身的我来说,那些不过是广告,是图书的一种营销手段,至于真正的内容价值几何,却还是要亲自拜读了才知道,这算是第一次借着茅盾文学奖的头衔买来的一本书。
这不算是第一次接触刘震云的书了,像《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地鸡毛》的小说或者电影大致都看过,最近由冯小刚执导的影片《温故1942》也是他的力作。好像出身贫寒的他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代表的阶层,为天下农民立言,为苍生请命似乎永远是他小说的主题,就是我没读过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光从书名看,应该也是不离生他养他的故乡黄土地。
故事分上下两部分,分别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讲述了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农民平淡却不平凡的故事。
很多人以为农民除了夏忙秋种以外,无事可叙,更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总觉得一切乏善可陈,没有说辞,也不知从何说起,要么是太沉重,拿不起笔,要么太轻视,看不上。但生养其中的人明白黄土地蕴含的深厚的力量,农民的脊梁承担的重担,农村的一切承载的历史。世世代代,战争不断,朝代更迭,江山易主,唯一不变的是生长于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没有个人的名字,有的只是三个字---老百姓。而现如今,这三个字,等于八亿农民,多么有分量的字眼!
但他们又不是孤立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亲戚朋友,纵然是没有任何文化的农民,也有烦闷需要倾诉的时候,也有孤独地坐在门槛上狠狠地抽着旱烟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何尝不是装着这个村庄的历史变迁,看惯生老病死的淡漠,整日早出晚归劳作的无言的辛劳,内心憋屈的苦水,很多很多,只要我们肯走下去,蹲下去,静下心来倾听,你会听到中国的农民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
作者以朴实的语言,驾轻就熟的文字功底一挥而就,刻画了延津几代人之间的恩怨和情感纠葛,诉说了生长在土地上的农民平凡苍凉的一生。每个人都有一个和自己脾气相投说得上话的人,但这往往却不是相互的,而是A找B,B找C的一种连接,而这样正好把整个故事和人物串起来。书名之所以叫一句顶一万句,一开始没读书之前的理解很肤浅,直到读了书以后才明白其中的深意。其实我们每个人小时候不也是吗?谁都有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他只愿意听那一个人的话,别人的谁也不听,在文人来说是知己,甚而知音,像俞伯牙钟子期。然后到农民这里,没有了那么多讲究和繁文缛节,只求能说得上话,两个人说的了体己话,这话只能是两个人,少一个不行,多一个不可。少一个则生活苦闷,满腹牢骚寂寞无法派遣,多一个则口杂,三人为众,就很难推心置腹了。人说三个点支撑的东西牢靠,我看很多皆不是,三分天下的三国战乱不断,三人世界同样难以为继,除非是一家三口,看看现如今横行世上的小三就知道三人世界有多不稳定了,朋友之间也是,两个人成不了社会,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也得是三人,因为三人之间就有了心思,就有了信息的交流,就有了关系网。正如同打牌,两个人之间玩牌,彼此都能猜到对方的牌,但是三个人就猜不到个人的心思了。
一句顶一万句,是对于能说的话的人,说一句,顶别人说一万句的,可见有一个说的话的人是多么重要。为了寻得一个可以说的话的人,他们到处奔走,体会世间百态人生,坑蒙拐骗的社会让苦难深重的穷困百姓遍尝人间的心酸和无奈,忍辱负重,却仍顽强地活着,对尘封往事的无限牵挂,终于还是让走出多年的他们踏上回乡的路。我在揣想,作者是不是要表达一种情感,我们从小生长那里,看惯了贫穷,厌烦了争吵,计划着出走,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再不对我们包容,没有人会帮你,没有人会让着你,你只能独行侠一样踉跄着往前往前,希冀光明的降临。经年以后,或者你老死在异乡,或者你还健在,只是常常会望向故乡的方向,回头看看来时的路,还能想起当时模样?无论你走向哪里,无论你在哪里找到一个能说的话的人而因此落地生根,或者随着那个能说得上话的人离去而不断迁徙,又或者你是在不断追寻着什么,是归宿,还是说不出的梦想?更或者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一直走着,不敢停下来。
作者用平实的笔触,平静的感情把几代人之间的故事娓娓道来,看似波澜不惊,读完顿觉荡气回肠,原来朴实的故事最能感动人,感动的也最永久。其实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何尝离开过自己的土地半步?倒是日渐兴起的高楼大厦把我们与沉重的土地隔离,我们被冰冷的水泥钢筋架到了高处,这才是我们对故土的远离和最大的背叛。
这本书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很成功,对乡村中复杂微妙人性世界的把握十分精确。全书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主人公分别为吴摩西和牛爱国,一个是为了找能“说的上话”的人走出延津,另一个也是为了找能“说的上话”的人而走向延津。两人的命运让我深刻的感受到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对生命的执着。
我本人不太爱说话,也从来没觉得说话有多么重要。《一句顶一万句》里讲的故事正好相反,里面的人活着好像就为了找到一个能“说得着”的人,去说上一句话。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从出延津到回延津,都是为了那句话和那个能“说得着”的人,他们的一辈子甚至几辈人都在“说得着”与“说不着”之间颠来倒去,苦苦找寻,因为迷惘一次一次出走去寻找,而每次找回的却都是更多的迷惘……
看完了这本书,感觉挺好,并没有想得太多。恰好有个朋友问我:这本书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呢?倒把我问住了,不就是个说话吗。但是回过头思来想去,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原来说话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竟然如此重要。人活着一直在说话,说有用的话,也说闲话,甚至自说自话,一个人要用说话来体现个体的社会存在,要说话的冲动根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孤独感。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跟自己“说得着”的另一个人,以排解心中的苦闷和生命中的孤独。然而有意思的是,最后每一个“说得着”的人都自然不自然但是却必然地变成了“说不着”的人,原因很简单:一句话早就变成了另一句甚至另十句话,往往“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到了这时候,不被理解的无奈和被歪曲的愤怒,以及那一句话所带来的完全错位的回响,让最初说话者本人又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之中,于是他只好继续找另一个人,去说另一句话,奔波在“说得着”与“说不着”的无限轮回之中。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不,得找。”也许这就是这本书要说的真谛吧。
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现实生活并不像这本书里的人物那样活得那么累。人世间熙熙攘攘,凡人大都庸庸碌碌忙忙叨叨,说出来的废话、闲话居多,说就说了,错就错了,至少在说出来的那一刻,说的人痛快了,听的人听着了,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了。
一句顶一万句,一般理解为某位长者说了一句话,如孔子的一句话,其分量足以顶一万句的注解,其精妙之处可见一斑,你就是说一万句也未必能理解这一句话。
但这本书不是要告诉你这个,它不是一本教你说精句妙语的书。
这是一本有关孤独的书,一个人如果不说话,不与别人说话,他就很容易变得孤独。故事前半部就是讲述了主角老吴(因为换过好几次名字,他都无所谓,我就这么称呼吧),怎样不断的寻找可以说话的人,不断的要摆脱孤独,最后是为了寻找能“说的上话”的养女,避免自己孤独,走出延津的故事;后半部则是那养女的儿子同样是为了摆脱孤独,走向延津的故事。故事中,一句话,有时就像一个信念,为了这句话,你可以翻山越岭走向远方;有时又像是一个飞在空中的风筝,透过丝线,可以无限延伸至许多年前;有时,还可以因为一句话差点闹出人命。
“因为这句话,他两吵了起来,其实也不是因为这句话,是因为前几天。。。其实也不是前几天XX事,是因为上次。。。其实也不是上次XX事,是因为。。。。。。。”书中经常都有这样的语言形式,很是有意思,其实看似没多大事的一句话,确能引出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事呢。所以,别以为自己很聪明,能看透世间,很多时候的一句话,已不仅仅是一句话了。能“说的上话”的人,是如此的难寻找,就算找到了,不是你认为能“说的上话”的人,他也会这样看你。
看了这本书,你会更加的认识到,一个真正能“说的上话”的人,竟然如此重要。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就是在寻找“说的上话”的人,以使自己不再孤独。反省自己,幸好还有那么1,2个,真是幸运,我会珍惜的^_^.
碰巧听了电台的“长书短读”节目知道这本书的,只听了5分钟,就喜欢上了,于是就买来看。书中人物语言很有特点,全都简洁、冷静,有的还深刻。
感觉出延津部分内容更充实,从对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生存环境的描写完全看不出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痕迹,也许正是反映了国家的大事件跟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确实联系不上。
故事结尾留下几个可以展开话头的线索,不知道会不会写续集。
也许人生来就是寂寞的,我们总在寻找能说得上话的那个人。但这样的人,似乎也很难找。有时候,你身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抑或差了辈分的人,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人生阅历,倒能聊得来。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许大家有某种相同的特质,才会彼此吸引。有些话,憋在心里,没个释放的去处,会非常难受;找个能说话的人,一诉了之,快慰了心情。
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可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这样看来,老马和老杨不是真正的朋友。有时候,一句话,一件事,可能几十年的朋友就断了交情。我想真正的朋友,是经历岁月的打磨,仍然信任你,支持你,能说得话上的朋友。真正的朋友难寻,知心的一两个就够了。
人要活命,得谋一件差事。为了谋生,杨百顺卖过豆腐,杀过猪,劈过竹,种过田,蒸过馒头……应该说,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跳槽也相当频繁。可惜,几乎没有杨百顺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很多职业的选择,只是权宜之计,为了糊口。正如当初认老詹为师父,其实自己不信教,只是以为能谋一个好差事。现代社会,对于工作,很多人也只是为了谋生,为了房子车子票子而不停奔跑。有人说,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并能养活自己,这样的人生,是惬意的,也是令人向往的。你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吗?
人生有时候很复杂,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绕来绕去。总是把事情绕来绕去的,一件事常常牵扯出另一件事,再扯出七八件事来。你要把一件事向人解释清楚,有时候倒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你懒得费口舌讲了;有时候,你是担心根本讲不清楚,人家不会理解你。
小时候,我们总是期盼着早点长大,离开父母,离开熟悉的地方,向往新的天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大。正如《一句顶万句》中上部《出延津记》,这是杨百顺的梦想,逃离延津,逃离他的父亲,逃离一切……但长大后,我们却又似乎惦记着那个最温暖的家,关于故乡的记忆,似乎一直藏在我们内心最深处。一如下部《回延津记》,曹青娥自从被拐卖后,一辈子再也没有回过延津,但她到死都还惦记着延津;她的儿子牛爱国,也因此对延津引发了浓厚的兴趣。一出一入,一离一回,也许这样的人生,才是圆满的吧。
刘老师这次真狠,书中句句话象剔骨尖刀,而且没客气地刀刀刺入了肌理和骨髓,把我们幻象中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所谓“和谐”,抽筋扒皮,肢解个彻底。看完后,心挺累,脊梁骨都泛着凉,忖度着:我们人际的链条真的如此脆弱吗?… … 遗憾!还真的是。
无奈中合上了书,但几乎同时,又被冲动驱使重新打开,回味其中的细处,这也许就是刘震云老师的文字魅力,于无形处施放冷箭,让你丢盔卸甲、原形毕露的同时,又不免心有戚戚然。我从无抵抗力。
《出延津记》,《回延津记》都是个找,前者找寻的事未来,也就是“到哪里去?”的问题;后者则是寻回根本,即“从哪里来?”。同样是找,不同的荒谬际遇,相同的是主人公的执拗。
《出延津记》中的杨百顺走出延津是为了脱离他爹,他爹的豆腐坊,找个比杨家豆腐坊更好的出路,结果先是丢掉了名字,为了口饭,信了教,叫成了“杨摩西”,可是命运并没有因为他不够虔诚地信了教而对他施与太多善意,结果还是为了个长久的生计,他连姓都卖掉了,“嫁”给了一个拥有个馒头铺的吴姓寡妇,成了“吴摩西”。他没有比卖豆腐更喜欢爱馒头,只是生活的蹉跎使其需求降低了。此时,离开家前的偶像“喊丧”的罗长礼也就真成了个虚幻的渴望了。离开爹是因为跟爹没话,还被爹算计;身边有了老婆也没话,从招他入赘起就是更大的算计,不仅言语中对他棍棒相加,怂恿他杀人,甚至结结实实给他戴个绿帽子,戴绿帽子不要紧,跟他没有的话,跟姘夫却滔滔不绝。所幸,继女五岁的巧玲倒是与他相投,说得着,为了这个有话说,杨百顺,也就是后来的杨摩西,再后来的吴摩西,觉得生活还可以过得下去,馒头也就卖得心安些。然而,好景不长,当爷俩为了掩人耳目假装出门找寻与人私奔的老婆时又走散了,他的世界坍塌了,彻底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当别人问他是谁,从哪里来时,他说自己是罗长礼,希冀给自己迷失的灵魂找回一点救赎。
《回延津记》的牛爱国是当年吴摩西,也就是后来罗长礼的继女巧玲的儿子。他跟妈没话,跟老婆庞丽娜没话,结果老婆红杏出墙。重要的不是红杏出墙,而是跟他没有的话,跟情夫却整夜整夜的没完没了,这让他很挫败,觉得其实自己才像偷人的。于是他开始没话找话,为个不离婚。可是话不是好找的,好话也不是好说的;或者说没话找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专门找好话就更难了。两人本来没话,专门找来的话,就显得勉强;两人说不来,就无所谓好话坏话。如果坏话说不来,好话也不一定说得来。两人的心离得远,对同样的一句话,就有不同的理解,你认为是句好话,对方听起来并不觉得是好话。所以,两口子还是没话。老婆通奸东窗事发,牛爱国愤然离家,不想自己也在无意间跟老婆走上了同一条路,跟河北沧州泊头“老李美食城”老板李泉的老婆章楚红发生了关系。不仅仅是肉体的满足,两人间说不完的话,把心都充得满满的。
牛爱国小时候跟妈没话说,可长成人后,倒比其他兄弟姐妹对妈多了一分理解。妈跟他说50,60年前的事,于是他觉得跟延津--妈的老家有了联系。妈去了,他没了担当,需要找个支点来理清自己与老婆的关系,自己和情人的关系,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于是回到了延津。
这本书中,刘老师几乎没有用任何写作的技巧,短句居多,少有修饰。以往信手拈来的小包袱,这次没有,但是多的是理。而这些理说得又是如此生动,幽默。
举几个小例子:
比如说蔡宝林和老秦两种讲理的方式。
--蔡宝林讲理都是自己讲,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再到第三件事……不让别人讲,好用自己的理把别人讲通。
--而老秦讲理则是自个儿从来不讲,都是让人讲。别人讲,他在那里听;而且一切须从头讲起,一五一十,来龙去脉,哪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任何一件事,理都不是一面的,是多面的,讲着讲着就出了纰漏,一出纰漏就被老秦抓住了:“停停 ,这个地方我咋又糊涂了呢?你再讲讲。”等你把这个纰漏堵住,别的地方又出了纰漏;本来事情没那么多纰漏,也让你说得漏洞百出。一直讲到老秦听明白了,也就是你讲不下去了,老秦啥也没说,就已经得理了,老秦才作罢。所以老秦与人打交道,从来不动心思,都是别人讲着讲着改了心思。
再比如,曹青娥也就是牛爱国的妈,吴摩西丢了的继女,初嫁到牛家,丈夫牛有道调皮和胡搅蛮缠。她花了十年时间,把丈夫掰扯过来,结果夫妻两人终于重演了她养父母的相处模式--一种她曾经憎恨的模式。这才明白过来,人是掰扯不得的,掰扯了别人,也就掰扯了自己。
其他,诸如“说话办事,一方总想着另一方,就没了自己的心思。”,“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来比着自己。”等等等等经典太多,不一而足。推荐给大家,别当成故事书看,字字句句认真读,就当跟自己掰扯一遍活人的道理。
《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中国人的百年孤独。
中国一向是个热闹的场所:家常馆子或是高档中餐都熬不过人声鼎沸的喝酒猜拳打哈哈,过年的时候鞭炮声锣鼓声震天,集市上人来熙往的吆喝和还价,乡村里冬天避风处的扎堆打牌嗑瓜子,但凡个什么超市商场开业都被挤破门。盖是因为人多,没法不热闹。但是热闹并不意味着不孤独,其实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是寂寞苦楚的。
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时候也一定是感受到了他所处的世界的寂寞和苦楚,所以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比喻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应该不是见过份的事情。愈是在热闹欢愉的背景中,人们愈是能更加清楚地感受到空虚和寂寞:那种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不被人理解,不被人同情,不被人安慰,不被人赏识的落落寡欢,恰恰是这种寂寞的源头。就好比“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反衬,锅碗瓢盆的热闹平凡生活,嬉笑打骂的市井百态,衬托出的反而是一个由不得自己的意志,只能随波逐流的过客。生活的轮回在很多时候让人哭笑不得,仿佛历历在目,只不过我们在重复的走着我们的前辈走过的路,走不出这个循环,永远没有尽头。杨百顺(或者可以叫杨摩西,也可以叫吴摩西,还可以叫廖长生)几乎没有在关键的时刻作出什么选择,只是命运将他抛到了一个个十字路口,他也就顺势过上了一种生活:和父亲闹翻、在街上给人跳水、到县城给县老爷种菜、入赘给吴寡妇、信了基督教(口头上的)、带着吴寡妇的女儿寻亲,女孩子被人拐走,然后一辈子不知所终。他的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孙子(被拐走的女孩子的儿子)也没有做什么关键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个没有主见的人:被老婆带了绿帽子、拉拉扯扯着不离婚、机缘巧合做上了货车拖货的生意、有个相好的姘头、不愿意远走高飞、母亲去世、老婆跟人跑了,于是开始走上寻找老婆的漫漫长路。他和杨百顺一样,无果于找寻——也许他们找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自己。这个如同诅咒般的循环就这样延伸下去,仿佛百年孤独的结尾处那个村庄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章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3b73a0100elnx.html
读完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到最后结尾,差一点落泪。
这书写的终究还是人生的荒凉、孤独与寂寞,围绕着一个“情”字,从亲情、友情与爱情三方面展开。
以前有朋友说过:有时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时,自己也有会觉得孤独寂寞,没个说话的人!
读了这书,才知原来每个人都曾有过这种状况!
人在这世上活着,要生存,为了谋求生计,不得不去做一些营生,除了做一些眼前的事,对未知的将来其实是茫然。而过去的事,总是少不了遗憾,但“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也要艰忍过去。
人这一生,其实都是在独孤的行走,每个人穷尽一生都在寻找,寻找那个能说得着的人。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能遇到一个“说得着”的人,一个总有很多话要说,怎么说也不累,说不尽,也说不烦的人真的该珍惜!时过境迁,随着岁月的流逝,环境会变,人也会发生变化,过去“说得着”的,可能将来“说不着”了。
人生没有回头路,有些人遇上了,别总怀疑自己,也别总怀疑对方,彼此珍惜,因为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洗练的语言,带着一种半白话文或者说是说书的口吻,但字字句句都精准到位、入木三分。从吴摩西到牛建国,主人公一直追求的就是一个“说的上话”,而他们命运的改变和奔走,也是为了寻找那句没听到的话。想想,人生有的时候还真的就是这样执拗。
忽然想到好久之前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总结起来就是——相爱就是两个人“说得上来”。这和书里说的“说的上话”真是异曲同工。只是书中的这句“说的上话”已经不单指爱情了,甚至成了生活的追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绝对的单独体,都在无比的孤独中寻找着那一个个“说的上话”的其他人。
在马来之行的旅途当中,我读完了全书。
旅途有点漫长,动辄五个小时的飞行路程,或者五个小时的大巴,还好带了这本不太厚的书,慢慢消磨时光。
书不厚,可读起来也不轻松,故事上下覆盖了5代人,人物有点多,人物关系有点乱,读起来相当有意思。
说到底,人和人能不能处朋友,夫妻能不能天长地久,全凭能不能说得来!
说得来,很重要;说得来,怎么说很关键。往往一句话就能毁了很多年的朋友关系,说不来的夫妻,终究没啥感情,一句话值得推敲,值得思念,值得为之苦苦追寻……
现今仍旧如此,你身边的朋友,还不都是能说得来的么?
看了这本书,得出一总结,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以及悲剧性的命运,在于与人“说得着”与“说不着”。书中人物大多需要朋友,遇事都爱找朋友,事情怎么个码放,全凭与朋友“说得着”或“说不着”来决定。
中国人心思比外国人复杂缜密,说话喜欢饶圈,所以中国人办事,往往不是“办”成的,而是“说”成的。中国何以酒文化昌盛,因为酒精催人话多,话一多,“说不着”的往往也就“说得着”了,事也就成了。
但饶圈的事,往往不能直中心事,把一件事说成了两件事,把两件事又说成了四件事,心事就堵在心里说不出来了。
所以,中国人的孤独与痛苦,是因为“说不着”。
另外,书背面的五个评论,本人觉得,也就最后一个最贴切,料想这个责任编辑是认真阅读过的,才切中文意。其它四人,估计也就是个“说不着”,把一件事说成了别的事。
看刘震云的书,我总是会忽然迷惑,不是对书里的故事,不是对文字的用法,是对刘震云这个人.我想他真不是一个普通的河南人,因为我的老家也是河南的,距离延津有一百里?我想不出那方水土竟能养出这般有着神奇思维和文字驾驭力的人.那里的水很硬,所以人生来就硬,心思硬,说话硬,没有迂回委婉的修养,可刘震云竟是这样的写出这样的作品.是谁培养了刘震云,他遗传了谁的资质?他从多大的时候显露出与他周围的人不一样?我满脑子是这样的问题.最后我没想出答案.我只能觉得,他是一个天才,是天生的.上帝让他生在河南的硬土上,让他的书能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让那些鲜灵的土的掉渣的人物折射出我们每个人,包括象我这样生长在大城市的人的灵魂.真的,开始我只是消遣地在读,后来我在用心读,因为我觉得每页纸,每行字都有我的思绪.我能理解了我走的路,理解了我为什么会遇到谁.在书中我求证出答案:一切都很正常,因为人的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场景:说得着,说完这外再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不是吗?难道你身上不也在发生同样的事吗?
今天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通信富足和便捷的时代,多元化的世界观以及扭曲的权钱价值观,让很多人并没有真切的感受到幸福和快乐,相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人做事的态度也在发生的微妙的变化。很多人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极度空虚的状态下,这种内心深处的孤独和空虚时时袭上身来,一点一点的蚕食着我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折磨着我们的日子。作者敏锐的抓住了这一现实的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触及到了现实人的内心深处,读来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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