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寻路中国是一本游记类型的生活记录书。内容详实丰富,文字翻译流畅,真的是一本了解中国所必读的好书。本书的魅力就在于作者所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谓第一手资料吧。虽说第一部分城墙的内容多少有点走马观花的味道,但还是可以管中窥豹,了解长城一线的风土人情。第二部乡村中关于农民魏子淇故事的描写,让我感受到了国家发展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也更深刻的体会了农民的为人处世之道。第三部分工厂发生在浙江省丽水,工业化在蓬勃的势不可挡的进行中。书中多处体现人文关怀、中美差异、发展反思,这些事作者最想表达的。读过寻路中国后,我更明确了中国的路,中国并不是大家调侃的奇怪的国家,中国不是毫无生机的腐朽国度;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是一个勇敢面对挑战冲向未来的国家。我们国家的路通向未来,我们民族的路通向伟大,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
《寻路中国》是美国《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中国纪实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江城》(2001)和《甲骨文》(2006)都没有在国内出版,据说在海外销量很好,帮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作者本人也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所幸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寻路中国》在英文版出版一个月之后,就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拿到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权,经由作者在重庆涪陵支教时的前同事李雪顺的辛苦努力,最终得以翻译并呈现在国内读者的面前。
为了更好的阅读这本由老外描写中国近十年巨变的书,我事先到网上找了一篇《纽约客的采写规范》,是《读库》主编张立宪邀请《纽约客》另外一名驻华记者欧逸文在北京开的一个小型讲座后整理的文字稿,得以了解国外一流媒体在新闻采访和写作方面的规范严谨,文中提到记者为了完成一篇文稿的采写任务会跟踪采访历时半年甚至更久;交稿之后《纽约客》总部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审核文稿的真实性,会远隔重洋打电话给被采访对象,就几个月前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进行核实,严谨细致如斯。由此也对本书充满了期待。
《寻路中国》共分三个章节,也是三条不同的线索,讲述的是作者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也见证了近十年来中国城乡从汽车社会的形成到迅猛发展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第一部“城墙”,描写的是作者在2001年夏天取得中国的驾照之后,租车从北京出发,沿着古老的长城漫游中国大西北,一路的所见所思。这其中,有算命的风水先生,有外出打工的年轻女子,有过路的卡车司机,有留守家乡的孩童和老人,也有遍布大西北各色各样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大型宣传标语,还有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独自驾车行动遇到的种种不便。长城,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只是一个一个的地理符号,而作者沿着城墙,看到了贫瘠的土地,看到了天高皇帝远的无奈,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封面那张图片,一个塑料做的警察假人,站立在一条空空荡荡的延绵向未知远方的国道或者是省道的路肩上,估计连它也预见不到未来几年这条马路上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吧,就像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作者,对中国发生的变化也是常见常新的。而这,也许正是一个老外眼中最真实的中国。
第二部“村庄”,讲述的是2002年,作者在首都北京市郊一个叫三岔的小村落,租下一个农家四合院,写作之余,与当地的村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所发生的那些感人的故事。作者的出发点是要找一个能抬头看到长城,“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的”的地方过一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而三岔,正是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离北京不过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交通便利,但是很多村民一辈子都没有去过那个近在咫尺的首都,在汽车社会形成之前,也少有城里人自驾来乡村游玩。房东魏子淇是个很有想法的农村人,他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做过生产纸板箱的流水线工人,干过保安,在城里打拼了9年,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出路之后,他最终选择回归乡村,承包果园,过上一个庄稼人应有的生活。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热潮的兴起,他开始捕捉商机,勇敢的迈出了经商的第一步,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失败之后,开始探索农家乐的发展,改造了自家的院落和停车场,吸引更多的城里人开着车子来乡村过几天真正的农家生活。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他入了党,也参与过乡村换届时的政治斗争,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作者住在三岔的那几年,和一家人共同生活着,也看着魏子淇的儿子魏嘉上幼儿园,上小学,生病,治疗,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和美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观点碰撞和差异。这本书,描写普通乡村人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农人一年一度的家族扫墓、宗族间的争斗、农忙收获时节的乡间劳作,宗教信仰、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挣扎、乡村的政治斗争和选战等等,和梁鸿笔下的《中国在梁庄》很像,都是现今中国的缩影和真实写照,但是作者作为一个来自国外的旁观者,立场更加中立,只是用一支记者的笔写下他的所思所见,也更为沉静。这也许正是这本《寻路中国》的动人之处吧。特别是看到小魏嘉生病的时候,作者多次与远在美国的朋友就病情进行鸿雁往来,跟医生就医疗方案据理力争,而小魏嘉的爸爸魏子淇只是腼腆地站在身后时,突然感觉这个外国人真够哥们,脑子里突然浮出一个人来: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调研时一再强调的事,这个美国人自愿地就已经干得很好了。看了这个章节,突然想到,有机会去农村当指导员,一年的时间,说不定我也能写出这么一本饱含着深情与人文关怀的作品来呢。
第三部“工厂”,这次作者把目光从乡村转向城镇,从新农村转向工业经济,从当下转向未来,瞄准了正在经济腾飞的中国沿海,选的点是2005年刚刚开通了金 丽温高速公路,跟浙江温州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丽水市。当时丽水市因为金丽温高速的贯通,大量的机会从温州涌入,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作者从温州租了一辆车,到了丽水,在路边碰到两个从温州迁过来的小老板正在设计新厂房,于是过去搭讪,此后就持续关注,看到经济发展的背后,中国式的增长的故事。这里面,有两个艰苦创业的小老板高晓萌和王爱国的形象,他们有着温州人的精明和干练,从事过各行各业,最后选择了胸罩肩带调节环这个行业,一个猛子扎了进去,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有女人,就会有顾客”。这里面,有技术人员罗守云的形象,他从内地出来打工,到过沿海各地,从最早的珠三角到长三角,凭着多年积累下来的工作经验,熟练地掌握了一门技术,能让一条早已为国外淘汰的生产线在手底下起死回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梦都想着这个东西(指胸罩肩带调节环)”,从而成为大大小小各类企业老板争抢的香饽饽。这里面有打工妹陶玉凤的形象。这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借用姐姐的身份证,凭着她那个年纪少有的机智和狡黠,成功挤掉其他竞争者,顺利进入胸罩肩带调节环厂取得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并陆陆续续把家里人都带进工厂工作,并成为老板即使搬厂也不忍割舍的熟练工人。围绕在新兴工业区周围的,还有那些流动的脱衣舞大篷车,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苦苦挣扎;有墙上写满励志短语的打工者小龙,为了自己的未来努力拼搏;有画廊从业者美子的故事,她把作画只是作为一种谋生的工具,毫无兴趣也根本没有热情可言,只是周而复始的重复劳动而非创造。有企业搬迁背后的谈判和心机,以及背后的博弈和平衡。比起我们这些身处这日新月异的时代的读者,作者用一只笔,就能写下made in china背后的种种故事,让人看到中国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所付出和经历的一切。
读完了这本《寻路中国》,我又去网上找了何伟的其他作品,由于暂时没有在国内出版发行,只找到电子版的《江城》,是一个老师业余自己翻译并发表在博客上的文章,来不及细看。相信《寻路中国》的出版,能带来更多的从不同视野关注中国发展的好书在国内出版上市。
(4月14日阅毕)
这本书我刚看过关于长城的第一部分,全书应该讲的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从“路”开始,探寻这个飞速、复杂的时代里,社会的现状。作者曾是个记者,又很懂中国,熟悉当今社会的热点,因此从这些热点出发,去犀利观察、尖锐叙述一些引导性的个别事件,敏感问题上并不表明个人观点,仅仅偶尔会适时的转述下某位专家的研究成果,但从这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外国人独自旅行的经历也值得敬佩,而让这些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更让我产生极大的好奇,最终买书、看书。
接触《寻路中国》是在2011年11月24号的正略读书会上,当期主讲嘉宾是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也是著名的大书评人。读书会有个传统就是每期推荐一本书,当期推荐就是《寻路中国》。事实证明书评人推荐还是很靠谱的。
本人不看游记,逻辑就——读别人游山玩水的经历史不如自己亲自去看,之前最多看年驴友笔记找找出行窍门。本书虽然是从游记角度写,但反映的是中国的大现实。至少有三点让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一是文笔。Peter Hessler此前曾是《纽约克》的记者,从文字顺只是个基本要求,强在他能写出共情。有时读者能在阅读中会心一笑,比如:一次有人搭车去杀胡(是个地名,文字上理解是杀胡人),对方问他是哪儿人。他想说:“我是胡人。”有时能从文字从体会一丝悲伤,比如本书最后在空旷废弃的厂房里静静驻足的那一刻。人类很多感情是相通的,作者用文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是真实的第三方角度。无论是在开始谈长城附近地域的衰落,还是之后讲村庄被现代化裹挟前前进,还是最后谈在南方的所见所闻,Peter都是不疾不徐、客观真实的描述。有不足是肯定的,书里也体现出一些真实的不足。不少作者在这方面难以保持客观,要么会因此变成愤青,要么就变成想教化大众的圣人。正因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真实发展的中国——有不足的部分,也有不断成长的部分。
第三是能时时感受到中国的活力。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迷茫(变化太快了来不及适应),但同时也展示着不可思议的活力。村庄的快速变化、工厂的此起彼伏,表面看是经济因素拉动,内因还是人们想改变现状,让自己活得更好些的愿望。整体而言,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愿意求变,总能找到机会。从想开农家乐的农民到年纪不足就开始打工的女孩儿,都是如此。
我习惯路上看书。看《寻路中国》让我两次座过了站,差点找不到自己的路了。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虽然封面没设计过,用纸也一般,但是仍然能在出版很久之后持续购买。当当上卢显示不是“缺货登记”(这意味着不会再有货),而是“预定”(很快会到)就很是说明问题。
感谢正略读书会提供机会,感谢刘苏里老师的推荐!
很多人这么看,尤以所谓专家,泡沫经济正在将国人隐忍简朴的品质消耗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迷茫唯利是图。但在这样一个朝不知夕的环境中,乐观积极而明确的反是那些被称为底层的人们,而我获知的渠道则是通过一个老外的视角与记录。
书摘P76
“内蒙古最大的城市是包头,在广袤的大草原上,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地方,竟有种梦幻般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主要靠的是中央政府前不久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政府试图让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跟沿海形成平衡态势。可是,从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在西部投钱并不成功:因为这里缺乏必要的资源,在对外贸易方面没有优势。不过,资金已经流进了几个既定的城市,我驾车从包头市中心穿过时发现,那个城市正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状态。城市设计者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要绕道而行,到处都堵满了车辆。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身边没有风景,因为在我们的眼中太熟悉了。身边没有伟人,因为没有距离就不需要仰视。同样很多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经司空见惯,甚至麻木了,可是在一个老外的眼中,一切都变得那么新奇。
本书作者海斯勒,中文名字叫何伟是美国《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和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党报党刊的记者站完全不同,其实他也就是《纽约客》的一个撰稿人,然后挂一个牌子,很简单。但是这个人却很不简单。
这本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租车到西北去旅行,第二部分写的是作者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村里租房子,并且和村里的村民成为了好朋友。第三部分写的是作者到中国的南方,在一个小工厂中的体验。
我最喜欢第一部分,作者在北京一驻就是很多年。先是考驾照,租车,自己开着车一直开到内蒙古,最远到甘肃。虽然租车的公司不许把车开出北京,也不许开到没有柏油面的土道上去,可是何伟一路向西,一走就是老远。何伟去的都是乡村,晚上那些小旅社不会让一个外国人住下,所以他就在车后面带上一顶帐篷,晚上就住在帐篷里面。还带着很多可乐和奥利奥饼干。有一次在陕西榆林,何伟要住旅店,开好房间,刚洗了个澡,宾馆的电话就响起来了,让他下去,下面一个警察等着他,告诉他不可以住在这里,他说明天就走,可是警察让他马上就离开,最后他只好开车走了。接下来他到了延安,可是所有的旅店都接到了通知,都不接待他,他估计整个陕西的旅店都不会让他住了,他就直接把车开回了北京。
作者一个人租了一台大吉普,一路上很多人都要搭他的顺风车,可是当车停下来一看,车里只有一个老外,这个老外还会汉语,很多人都感觉特别吃惊。每个人都反映也都不相同,有的好像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有的还以为他是维吾尔族,当然也有警察拦下他,把带到警察局,最后驱逐出自己的管辖范围。
在北京的乡下,何伟在这个村子中租了一个房子,每到周末就来到这里住,可是一开始,有人还举报他,一个外国人可以在这里租房子,但是却不能够在这个自己租来的房子中过夜。不过当何伟经常给那几个警察送一些礼物,也就成了朋友,只要提前打个招呼,过夜也就没有问题了。何伟和一家人走得很近,经常带着这户人家的孩子到北京去玩,虽然那里也属于北京,可是那个村子里除了出去打工的人以外,剩下的老人和妇女小孩几乎都没去过北京。几个小时的距离对于没有钱也没有车的他们变得异常遥远。
最后是沿海的一间工厂,一个刚刚创业的小厂,一切都刚起步,两个老板筹集了几十万元购买了一台拼凑起来的设备,雇了一个懂技术的工人,然后临时招聘了一些小工,就开业了。这个工厂在艰难中前行,这个工厂太小了,也许有点风吹草动,有点经济的波动,就会停下来,不过也有可能一点一点变大,在急速发展中的中国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不过机遇的后面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不用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总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笔下的历史。绝大多数人,无法成为历史的主角,更像是主旋律外的背景音乐,被分析,被诠释,甚至因各种原因重新演绎。后人也会如今人一般,质疑我们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如彼。这一切,你我都在其中,又仿佛始终置身事外。所幸,何伟的笔,让所有这些提前上演。
当代中国的种种,中国人自己很难写就。除开体制的原因,年纪大一点的读书人,难免怨愤。年轻一点的,对过去很难真正理解,对当下难以摆脱无以言说的困惑,对未来又说不清的迷茫。这其实不关乎水平高低,心态决定了视野,身在当今这个时代,要想在心态上完全抽离,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几本书因为作者的国籍,可以尽可能的抛开了情绪,把记叙进行到底。这种不带感情的叙述,让人思考更多。
读完何伟的书,总感压抑。以前在形容自己生活状态时,总喜欢用追赶这个词,但追总是有目标的。当今真有人清楚的知道目标是什么?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大局上麻木,在关乎个人升迁的小局里挣扎。在历史的死循环中不断起伏,天真的以为总会有人拖我们上岸。曾经的共产梦破灭后,各种被压制的观念强烈反弹,让理想=空想,道德=虚伪,宗教=欺骗,意义=虚无。被一块红布遮蔽了太久的双眼,当红布被摘下,却又被突如其来的光亮再一次致盲。30年过去了,一片红色变成了白茫茫一片,五彩斑斓的世界依然遥远。
书中的所有人,似乎没有人在享受生活本身,无力或者压根不会。反观自己,有了车,有几次享受过驰骋郊外的愉悦?有了房,又有几次感受到独立空间的恬静?更多时候,如同书中大多数人一样,用物质改变生活想法,逐渐被异化成了追逐物质本身。生活被钱权侵蚀之后,一点残渣也没有留下。太久没有反省的民族,已经忘记了曾经“吾日必三省吾身”的圣人之言。农村人质朴的背后是空无一物的迟钝,城市人精明的背后是匆匆忙忙的空虚。内心有太多的空间,却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满。望着微博上,反复转发的各种食物照片,真想知道,饿的究竟是肚子还是脑袋?
曾经无比确定是制度本身导致所有问题。但心中总有个结不开的疑惑,为什么我们站在十字街口总选择那条最难走的路?西方入侵,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我们选择革命;一战结束,改良和革命之间,我们选择革命;二战结束,改良和革命之间,再次革命......我们从不缺乏推倒重来的勇气,总是在度的调整中丧失耐性。改良还是革命,从康梁时代开始争论;民主还是专制(那个时候叫训政)的辩论,伴随民国在大陆从生到亡。而今,这些议题又被重新来过,满地鸡毛依旧。如同那个在佛祖手心翻了个跟头的猴子,站在原地,自顾自的嚣张、狂妄。难道真是聪明多多,而智慧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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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何伟的书,算是一次难得的借他人的眼来看自己的难忘经历。推荐!
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悖论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过于热爱速度,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有时看得还不如外国人清楚。
和他的前两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样,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贯彻了他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概也因此,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极其普通:何伟。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
虽然他自嘲是“蹩脚的期刊记者”,但看来却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外国人身份和细腻的内心使他能够批判性地进行体验,敏感地觉察到一种异文化的特别之处,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太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中国农村地区将谷物晒在公路上(“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司机们像赌气和比赛一样惊悚地在各种路段(即便是在弯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车的习惯、“国际宾馆”在多数城镇都有……这些中国人早已习惯的现象,在他笔下都显示出一种异常、神奇和魔幻的色彩,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那个在不断动荡变化的中国真实的现实场景。在这里,现实就很魔幻。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经商成功的京郊农民,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是把名字改掉);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原因之一当然是变化太快,新事物在猛烈地推动和催迫着人们,因而出现了大量名实不符的脱节现象。在《江城》中他就意识到“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以至于他感觉“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十年后在《寻路中国》中他对此感受更深:“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于是,虽然公司聘用时任何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却公然存在,且时有发生。“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正因此,记录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许多事物和记忆化为尘土,一切瞬息万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或许是既好又坏。一方面它催迫着人们在急速调整中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并造成了一种蔑视规范的无法无天;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显示出无穷的灵活性和惊人的活力。这两面同样令人感到可怕,但却是不同的“可怕”。
伴随着这种急于求成心态(说好听点是“分秒必争”的高效率)和惊人活力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做事方式,它和还未文明化的前现代朴实心理结合在一起,时常体现为一种粗俗的坦率。在中国不同城市,他都很不习惯地体验到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不断被人撞着、推着、挤着,人们甚至毫无歉意;但有时,他作为陌生人又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农村的风水先生会在别人的葬礼上乐呵呵地发给你一张带有27种工种的名片、招工时人们也毫无礼貌禁忌,常常极尽直白地随意根据兴 致和偏见行事、而打工者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最讨厌的东西。在读这本书时,你能隐隐感觉到,作者实际上喜欢这种粗俗的坦率。
他也喜欢中国人面对压力的那种态度:即便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他们也不会失去常态。一如既往地,他表露出对那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京郊的三岔村生活的两年里,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房东家里的一员。在浙江丽水,在和路边杂技团聊过之后,“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体味到那粗劣的表演之后令人心酸的生活现实。
在这些地方,他已经不是一个神情冷淡、保持客观的外部观察者(“除了忠实记录外,那些与我无关”),而是一个对这一些有着自身关切的关联者(“那些与我有关”)。他关切那些正在消亡的村庄,想建立和农村的某种联系,也想思考中国的未来。正是这一点,使《寻路中国》不同于同样描述中国变化的鲍大可著《中国西部四十年》,反倒更像是对自己故乡变迁的关注。
同样是驾车穿越全国的记录,本书和比尔•布莱森《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相比,反差也很明显:《寻路中国》尽管也不时显露出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但却并非轻松俏皮的公路旅行散文,相反,其中关于三岔村选举的一段倒比社会学论文更具洞察力。与他本人早先所著的《江城》相比,《寻路中国》则显示出对中国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熟练的写作技巧,那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新中国通。
开宗明义,现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制度大环境下,中国农民们一方面在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在抓住机遇创造财富向城市生活靠拢。正如作者彼得•海斯勒所言,此书描述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但他并没有采用经典的宏观角度,而是微观地跟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寻个人对变革的应对。我不得不说,这种踏实的、平视的角度不仅能让读者更加信服,而且能够使我们发现一些惯于忽视的事实。
当今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应该说首先是由外部的因素开启的。无论是政策的放宽还是刺激,社会转型的步子主要是政府在主导的。海斯勒驾车所到的包头,之所以在广袤的大草原上能集聚百万人口并且持续增长,主要靠的就是中央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 。同样在温州,一旦政府允许农民离开农庄,建起工厂,当地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外部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农民面对当前的社会转型,更多的是要做出适应。何谓适应?引用作者的话就是“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 。实际上,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既产生了冲突,也存在相合的情况。
如果从制度层面来谈适应现代化转型的冲突,那么就不得不涉及当前制度设计以及制度实施方面的落后与停滞。
文中,作者着重记述了当下土地制度对农民适应现代化的阻碍。在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农民个人不能对他的耕地进行买卖或者抵押,只有村镇一级才拥有此种权力。一方面,在城市化迅速进行的浪潮中,城市凭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以人为压低的固定价格从村委会手中掠地,然后再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而这种套利交易,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另一方面,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土地无法进行整合——他们不能出卖这些土地。他们通常把土地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耕种,而这些人投入的积极性比自己的土地少了很多,以至于地不能尽其用。然而就我所闻,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土地制度的创新与改革,例如成都模式的把土地产权化,建设土地交易市场,但相关改革是否获得成功,能否在全国推广仍在检验之中。
在制度实施方面,则存在着大量政务不透明、潜规则和打擦边球的情况。在作者闲居的三岔村,村支书与北京商人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计划开发旅游项目。然而交易的细节包括地价、投资者、开发计划一直没有公开过。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要面临公司的地域歧视。尽管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极少有人会去主动寻求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利。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在石帆,作者所见到的多数请愿者都在孤注一掷,因为他们已无退路,无法用更有“人情味”的走关系的方式解决问题。
实际上,制度不健全的深层原因还是要往文化上找寻。如果说做出适应要运用“过去的经验”,那么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深刻影响农民实践经验的实用主义思维则主导着农民适应社会转型。
在农村,与实用主义有关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农民们对宗教的态度。
在甘肃峡口镇,老人们回忆着不复存在的寺庙。无论是生孩子、祈雨还是参加科举考试,人们都要到寺庙中去拜祭,这些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打到迷信的运动中,它们都被毁坏了。海斯勒总结道,“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
在北京北边的三岔村,农妇曹春梅生活的圈子十分狭窄,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相对被动。然而一个周末,一群北京来的游客谈佛论道对她产生了吸引力。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她跟那些来自城市的客人有了一种联系。海斯勒发现,对比西方人宗教信仰的目的,中国人信蜂宗教并不一定是想跟神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如果说对待宗教的是非态度勉强算是无害的话,那么与美国19世纪的大发展的相比,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则相当大地强化了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思维传统。在新型工业区丽水市,最先产生的只有商业这一种元素,包括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批居民往往是商人、银行家和律师。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那里,人们还未定居时,报纸已经刊印。而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甚至警察与政府官员也很少见到——“只有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中国农民因为经济原因被吸引进入城市,可又因为自身教育不足、以及开发区的领导经验不够而局限于一个纯经 济、纯利益的社会。一些农民脱身的小企业家在创业之初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没有对营销规划做过丝毫的线索分析,老板们仅仅指望送几瓶五粮液和几条中华烟来确定未来的客户。农民工缺乏正规的教育,无法运用法律体系、制度规则,更谈不上对其产生信任,只能运用过去关系社会、熟人社会遗留下来的处事原则来适应现代商业社会。
虽然,实用主义这一传统思维在社会转型中并不只会造成矛盾,它也有与现代社会相合的一面。固然,实用主义从个体的利益着手,有利于刺激个人的积极性的良好发挥。毕竟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靠的是个体的动力。温州人的迅速成功,也与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有很大的关系。在经济开发区的农民工们,也渐渐地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问题,不再无条件地服从家族,局限于家族。
但是,当今实用主义滥用的势态,已经造成社会各群体愈发严重的短视态度。对农民而言,其参考作用的框架由农村本地有限的资源转变为了城市里极大丰富的产品,然而,这种与外界的联系在方向上却有些迷失,农民变得更加世俗化。几十年政策变化,使得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幻不定的政策已经使人们产生了机会主义的苗头——“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 。当下农民们能考虑的首先是物质财富,生活的巨大反差让他们来不及考虑可持续发展与文化教育的积淀。进城务工已经让农民们脱离了他们最亲近的土地,然而打工生活却不能让他们找到新的社群认同——毕竟文化认同不同于创业致富,它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农民漂泊着,还未找到稳定的家园,仍然只能跟随着成功人士们参与一次又一次的投机活动。
实际上,这已经造成了农民在转型时期的巨大损失。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出口加工发展模式被迫转型,中小创业者和外来务工人员的资本受损,大小公司纷纷倒台——他们的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这些私人投资者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
在如今社会变迁加速的大环境下,如果不能长远地筹划未来,不能稳定住一套有序合理公正的现代价值体系,继续任由实用主义滥用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那么可想而知,我们社会转型的方向极有可能偏移甚至逆转原来的轨道,社会改革的成果亦极有可能遭到挥霍甚至践踏,更不用谈亿计农民的生
地图上的红线
偷爱警/文
彼得顺着长城的延伸线前行,用意在哪?长城是中国最悠久和古老的建筑群,而现在的人群,多数去为了生活的舒适安逸,选择离开斑驳不堪的城垣边,到北京大都市去打拼一番。
坑洼的土道,低矮的房屋,愚钝的思想。构成新社会主义文明体制下,真实乡村的实地状况。
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工厂,彼得不是独立考察团,也不是一个社会学者,而是一位很普通的人。沿路上彼得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记者的身份,形成文字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的去评价社会的内核实质。而是用粗概的实况风貌,展示中国目前的人文境遇。一路走下来,彼得的文字,很像是一部公路电影,一组组镜头,拍摄下,人物关联事件的最真实场景。中国在摸索中改变,中国人怕了,怕面对走进“死胡同”。很多人开始寻求一种出路,而这条出路的方法,就是到更加富裕的地区,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利,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利益。
自驾游是新兴的事物,最起码是近十年来兴起的旅游方式,中国人原始的马车、毛驴车,显然比不上发动机的马达。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开始琢磨,如何使自己拥有一件现代化的代步工具。速度取胜的共识,似乎已经得到城市与农场的认同,随着日益提升的生活品质,速度会淘汰很多反应慢的人。进而人最朴实和真挚的情感,就会一再的被隐藏和遮挡,因为追赶不上速度的人,被认为是淘汰掉的人群。最纯良仁厚的真实。不再轻易地表现出来,为的是不被人愚弄、欺骗、嘲笑。而哪些贪图追求速度人,忽略了最基本的寻路道理,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彼得自驾游来讲,似乎对周围的风景,并不感兴趣。而村落中的人,公路的延伸成为彼得关注的重点。中国近些年的公路扩建不断提升,而公路宽了,长了。问题却一点也没少,“距离近了,美没了”。一路寻找,一路拥有,一路远离。
寻路中国,实际中间少了一个“的”。中国文字的精妙之处,一个字可以改变一句话的意思。四个字简单看,是彼得个人的旅游考察记。但彼得可能不知道,无形中,将中国的很多鄙陋和隐藏的“材料”,摆在一个共享的平台上,很多人都有同感,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说去做,为什么?原因在于共享平台,会影响一切人的切身利益。寻路中国可以说,是对中国现状最贴切的转述。
随性的自驾游旅程,给这位美国的小伙子,一个近距离探访中国实地的机会,在寻路的过程中,中国的包容性,得到彼得的充分肯定。而在喜忧参半的地区差异化里,中国一味的隐瞒着,一些特殊的状况。寻找出路的中国,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一条狭窄的红线,一条弯曲的路。地图上的标示虽然短小精炼,但要是行走起来,却很长很难。
写过《同桌的你》,担任过“快乐女声”评委的艺人高晓松“酒驾”,虽说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四千元。其态度却是顶好的危机公关案例:发生追尾,下车赶紧向被追尾车主道歉,随后站在路边等警察叔叔;庭审途中,辩护律师试图以司法鉴定单位资质问题在程序上为他脱罪,他毅然打断:“律师,我已经认罪了,我相信法律的公正,非常感谢”;最后陈述,他当庭致歉,说“酒令智昏,以我为戒”。一举一动,都被人赞扬成“纯爷们”。
虽说名人被如此炒作有些悲哀,但目及当今社会,又有几个如他一样不推诿、不逃避、不顶包、不狡辩、不推脱的人呢?想起日前宝马美女肇事后直接拿钱砸人那嚣张态度,不由觉得高晓松有些可怜,名人光环下他获得的是“顶格处理”,法院破天荒地没有为他开脱任何,实属难得。
高晓松写过一本书《写在墙上的脸》,所谓电影《那时花开》的原著,讲了一个与青春有关的生活的故事,墙上有一张名曰“模样”的脸,总是被人涂改成各种样子,就像人生,“时而要脸,时而就是不要脸”,不管是不是要脸,大家总在里面生活,且悠然自得。对比起来,当下的高晓松比书里的他要有责任得多,他把那写在墙上的脸给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这也就是他能令人动容的本钱吧。
中国高晓松醉酒驾车行驶在路上成了名人,外国彼得·海斯勒(何伟)写《寻路中国》成了中国发展变迁的见证者,何伟2001年开着租来的吉普车,偷偷由北京沿着长城一路向西万里横跨中国北方,在漫长的道路和一次次出行途中,他记录下了高速前进的中国的道路、道路旁的标语、标语下的人们、人们生活的乡村。他没有“酒驾”,他带着一个发现者的眼光去看这片土地上种种在他认为是比较“神奇”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我们眼中只有寻常。
“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寻路中国》的第一部分这么说到,那还是十年前,当我们十年后再次张望,那些路已经变了,路边时不时窜出一个经济开发区的牌子,我们看到的没有老年人和残疾人,有的村庄整体消失了,即使没有消失,那些年龄很小的小家伙也跟随远走他乡打工的父母,去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司空见惯,我们都已麻木,不管多少车从面前驶过,多少人在面前倒下,于我们来说,这只不过是天堂中的人来人往,人世间的车水马龙。
外国人看中国的道路很少像这本书的封面那样,在西部荒凉无尽头的公路上,放着一个纸板或塑料片警察。这样的“警察”震撼不了任何人,连真警察都把某些“刁民”无可奈何,何况假的呢?何伟选这张照片是想说“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在管”。柴静说:“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我承认,我是带着酸楚和内疚的心读完这本书。
年轻时候的我,担任某党报和某专业报的记者,我也曾经怀着满腔热情与冲动,希望和现在的于建嵘一样,处处能为老百姓说点实话表达心声,可后来我发现完全无法做到,偶尔可以像一条漏网之鱼说一两句真话,但多数情况下我的表达和我的内心充满剧烈的矛盾和冲突,表达是喜剧,内心却是悲剧。终于我成了“垮掉的一代”,读着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幻想有天能拥有一台二手越野车,能有充足的油钱饭钱,能交得起过桥过路费,三五好友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每天早上看东方日出西方落阳……
毕竟这些行走在路上的作者和明星不是我,我甚至连驾照都不曾有,我害怕路上狂飙将无辜的生命轧在轮下,家里无权无势无钱,不可能开罪;我也不敢多喝酒,喝多酒了我总会说错话乱打电话,就好像要全世界都知道我孤单寂寞一样。我的车只开在我的脑海里,一脚蹬车,路开始了;一脚刹车,路结束了。我的梦想只是一辆脚踏车,它永远不会被“酒驾”。
文|黑子
拨开迷雾,发现最根本的东西。看看至少增长见识。写书的作者在向我们汇报他所看到听到想到的。我们是听报告者。听的多了,多个局部慢慢勾勒出来整体,慢慢接近真相。自己提高了,才不迷茫困惑。外国友人的视角看到的东西可能和我们平时的不一样。看到推荐买的,像小说。描写很细。
看完江城,很喜欢这位美国作者独特的观察角度,所以买了这本寻路中国,刚看了前两节,内容讲述了9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读的海斯勒的第二本书,比起《江城》的青涩和质朴,《寻路中国》多了更多的游刃有余,更能用冷静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 消失的城墙、远去的乡村、高楼边的城镇、大时代变革中的普通人,在作者的笔下奔波劳累。这是个太多秩序都讳莫如深的地方,曾经几千年都不曾改变,如今十来年在巨变。人们适应着各种光怪陆离的生活,快到不能停下脚步。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描述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了更深的想法和体会。
从中了解了很多东西,比如长城的历史,以及中国明朝和元朝的故事,更多的是了解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以及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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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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