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试图就一个抽象的问题做出切实的回答,即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一刻板印象是如何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成型的。全书重点考察了在华医学传教士早期的医学话语和图像,正是这些话语和图像将罹患疾病的、恶疾缠身的中国人的形象——“东亚病夫”——带到了西方。同时,通过对不同案例的研究,全书还描绘了这样一个历程,即经由传教士的活动,又经由早期译介至中国的西方医学文本,最后再经由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学书写本身,这些观念又最终回流至中国,同时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作者调动文学研究、医学史、艺术史、批判理论和科学史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运用视觉文化材料来建构叙事,阐述了19世纪为现代中国自我身份认知所用的医学表述、概念和意象带给后世的影响,并试图挖掘、激活医学绘图在医学史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东亚病夫”是殖民内化,“文化自信”又何尝不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殖民运动,借此新崛起的土著精英无不以垄断买办专利为奋斗目标。正如福柯所言:“没有抵抗,也就不存在压迫”,没有“民族觉醒”的殖民也算不得近现代意义上的殖民。
作者并没有成功且清晰地回答自己所宣称要回答的“东亚病夫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抽象问题。前三章关注医学文本的主观误读、医学挂/绘图的隐喻手段和医学摄影的滑落,均属常规的“文本分析”范畴,无太多新意,最后还是回到中西遭遇之间他者化叙述策略。但第四章确实要给作者鼓掌:她将鲁迅作品中的解剖美学与近代西方解剖学(及其代表的西方医学/科学)相连,为鲁迅研究作出了可资参考的贡献。鲁迅观看幻灯片,继而弃医从文的故事,从此有了一层新的解释:鲁迅与细菌达成了身份认同。换言之,鲁迅脑内残留的微生物图像与中国人观看砍头的幻灯片达成了交叠,由此他从中窥得自己和中国人在帝国殖民下的身份/特性的崩塌。同时,终章和结语恰恰说明,东亚病夫何以深入人心,并不全是西方的问题,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精英的默认和自我接受。
本书试图追溯长久以来认为中国人从本质上和深层结构上来说是病态的这种现代中国身份的认知,最初是如何生根发芽的。疾病显而易见地充斥在民国时期及之后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比喻性地揭示着动荡不安时期的中国及中国人民整体所罹患的疾病。在杂文及小说中,鲁迅经常使用疾病、医学、解剖学的专业术语来刻画中国已然病入膏肓的文化主体。正是在19世纪,中国不再仅仅是西方大众口中的“东亚病夫”,而是更为具体的被称作“瘟疫之乡”,天花的摇篮。霍乱、瘟疫、天花等疾病在中国的出现就被看作现代性缺失的后果和佐证。最早从1622年开始,满族旗人就确立了天花上报制度,接着是天花防范制度和“避痘所”,乾隆出资编撰《医宗金鉴》,天花的诊断和预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法国神父韩国英参考此书,却得出了天花最早在3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中国,将天花产生的先天因素(胎毒)演绎为原罪,将天花置于道德与堕落的交汇处,成为中国是天花的摇篮这一观念的源头。天花疫苗也成为西方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开路先锋之一,为医学殖民事业创造了正当性。十八世纪的十三行,实际上构成了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实践,并形成刻板印象的唯一窗口。中国画家林华为广州博济医院的伯驾医生的病人绘制手术前后的不同样貌,除了在西方作为展示工具以获取资助,还被用来向中国的病人传递外国医生能奇迹般地治好他们的疾病的信息。鸦片战争后,摄影术为在中国的西方医生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早期的医学摄影通过医学档案、博物馆、私人收藏和出版物进行传播。最早的医学博物馆建立在上海的圣路加医院(同仁医院)。中国样本的这一病态的他者,最终作为种族化和病态化了的中国形象呈现给了西方人。1851年,第一本中文西式解剖学著作在中国出版,解剖学在中国的引入不仅带来了实际层面的影响,还带来了重要的象征层面的影响。解剖术还被看作一种隐喻的观念,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倾向于剖析自我心理的特点。20世纪初期的解剖学几乎发生了范式上的转变,对鲁迅来说,这一知识和社会实践的重组,会通过一种新的、从根本上来说,诊断式的、实验性的文学现实主义得以反映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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